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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周遠方】

觀察者網：去年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提出“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制定出臺新一批數據共享責任清單，加強地區間、部門間數據共享交換。研究制定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的意見，建立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和安全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積極參與數字領域國際規則和標準制定”。進一步確立了數據要素在數字經濟中的核心地位，為數據互聯以及開放共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技術正在加速發展，“大數據”已經越來越多地用于數字經濟的生產實踐，但是，相關立法仍然比較滯后。歐盟雖然有數據保護立法，但更多涉及個人隱私，注重數據保護的責任主體，而大數據確權更多注重權利主體，今年“兩會”也出現了很多關于數據確權的提案，能不能請您詳細談一下兩者的區別？介紹一下數據確權及其重要性？

許春明：我們談數據確權，一定要對數據進行分類。按出現時間順序來說，首先，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包括以人為載體的人身性的個人數據、自然界的各種數據、以及人類生產生活過程中所產生的數據等數據，都是原始數據。

隨著技術發展和商業模式的發展，這些原始數據的價值不斷提升。所謂的“大數據”，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使原有數據的價值得以不斷地被充分挖掘和發揮。所以大數據和數據是有區別的。數據是原始狀態，大數據主要是對數據的挖掘、利用和開發，充分發揮數據的價值。從這個角度才使數據成為現在官方定義的“第五大生產要素”，這只有在現代社會才能夠真正地被提出來。

如果從生產關系這個角度來談，生產力的發展使這種價值得以顯現和發揮。這個過程跟土地要素一樣，早期土地價值并不高，但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土地價值不斷地發生變化，土地制度改革就要隨之跟上。

隨著數據技術或信息技術的發展，數據價值不斷顯現，為了規范數據的生產關系，相關制度必然應運而生，否則數據的收集、加工、流通和交易就難以發生。在制定制度過程當中會涉及很多方面，比如權利歸屬的問題、數據流通問題、數據安全問題、數據共享問題，這些都是基于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衍生出的問題。類似于人類社會對有形物要確立物權制度，對交易要確立債券制度，對于發明創造和文學藝術創作要設立知識產權體系一樣，數據產業要發展，必然要設立出數據管理制度。

2020年4月24日上午，由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徐匯區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2020年上海知識產權宣傳周主會場活動暨全國知識產權運營服務體系建設重點城市（上海市徐匯區）項目啟動儀式在徐匯區舉行，許春明教授（左一）作為專家委員會代表接受專家聘任（圖源：徐匯市場監督）

觀察者網：我們看到很多代表、委員提出了不同的視角，比如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信息安全行業協會會長談劍鋒提案中提到，目前大型平臺公司和機構掌握大量數據，形成事實上的數據壟斷，在數據合規應用審評制度未明確前，眾多大數據分析技術創新公司只能依附數據壟斷平臺和機構，并為其提供服務，進一步加強了壟斷的發展。他建議，由網信辦牽頭協調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等相關部門，統籌協調現有與數據經濟發展的網絡安全相關法律、法規，在保證國家數據主權、維護國家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針對數據確權、合規流轉等問題盡快明確法規和操作細則，對違法行為進一步加強處罰力度。

中國聯通產品中心總經理張云勇建議，借鑒“分而治之”的思路，進行確權的立法和司法，區分個人數據、政府數據、行業數據。以規范數據權屬為目標，依托數據確權框架體系，制定數據資源分級分類指南和應用管理法規，明確各類數據資源的不同權屬邊界。依法保障數據資源權屬，防范行業壟斷，依法促進數據資源共享，鼓勵應用創新，充分發揮數據資源的倍增效應。

全國人大代表、蘇寧集團董事長張近東建議逐步推進公共數據無償共享，但在實施公共數據的無償共享過程中，要有明確的標準和措施，建立安全開放的共享機制，清晰界定權限，使數據能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被高效利用。

您是否能從法律學者角度分享一下觀點？

許春明：在設計數據制度的時候，確實需要考慮多個角度，我們的人大代表們也是在不同的角度來談數據法律的問題。基于不同的主體立場，有不同的利益訴求。

比如說站在國家角度，更應注重數據安全。怎樣做到數據安全？比如對蘋果手機所收集的信息，我們要求必須將服務器設置在中國，數據不得出境。考慮到未來國家之間的競爭，每個國家所掌握的數據將是重要層面，所以關于數據制度設計的最高層面的訴求涉及到國家安全。

如果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說，就涉及到數據共享。原始數據，無論是個人數據還是公共數據，很多具有來源唯一性，比如說證券交易所的信息、公安機關收集的公民人口信息、地理信息等。想讓具有來源唯一性的數據的價值被充分發揮，就要建立一種數據共享機制。所以我們提出要建立一種數據共享制度，這不是數據擁有者的權利，而是賦予數據使用者的權利，使用著有權利去要求共享，倒過來說他是對數據擁有者的一種限制。

我個人認為，在兩種情況下數據應當被共享，一種情況是基于社會的公共利益。一些基于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數據應當被共享，比如說政府的公共數據。

第二種情況是對于數據被壟斷的情況而言的。大數據產業有個悖論，數據量越大、越集中，越有價值，當數據分散時沒有價值。但是集中會導致壟斷，這樣大數據的效率又不能被充分發揮。比如說單一消費客戶的數據，是沒有價值的，大型平臺掌握了所有交易者的數據，這些數據才是有價值的，但是如果這個數據被平臺所壟斷，那么它的社會效率不能被充分發揮，所以我們要建立基于“消除壟斷，效率優先”的原則，公共數據應當被共享。

如果從整個產業的角度來看，數據的真正擁有者往往不是原始數據的產生者或承載者，而是經營者或者是管理者，比如說電子商務平臺和政府部門。此外，在整條數據產業鏈上，還有不同的數據加工者、使用者。所以想平衡好數據從產生到收集、加工、使用的各個環節的利益，就需要頂層設計。如果任何一個環節利益不足，就會導致整個大數據的價值鏈斷裂，導致整個體系的價值無以發揮。

在這種情況下，就要界定數據的權利，建立數據的權利制度。這就是數據產業各環節在價值鏈當中的利益配置和平衡。如果數據的承載者是個人，應當尊重隱私權；對數據的收集、加工者，如果是企業，要尊重他們的各類投入成本；如果是政府，其所收集的數據是基于公共財政投入，應當共享。產業鏈上的各種私主體對數據應當享有相應的權利，但這種權利是受限的，不能構成壟斷。這樣就形成了數據價值鏈上各個主體擁有相應權利的體系，才能促使整個數據產業的發展。

從公民個人的角度來看，這個層面不涉及到公共數據，無非是商業機構或政府部門去收集個人數據，對個人而言，毫無疑問公民的人身權利是最優先的，人身權利高于其他私主體的財產性權利，因此才會有歐盟這樣的個人數據保護法。我們目前也在呼吁立法。對個人數據的收集必須事先告知，以及設立相關的“被遺忘權”或被刪除權等等，通過這一系列權利去體現對個人的尊重。對于數據的收集和利用要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說“清潔化”、“脫敏”或可信計算等，要事先消除可識別人身的信息，才可以用于商業的加工和利用。

總結一下，對數據制度的頂層設計應該從多個層面考慮。國家層面要注重的是安全；社會層面要注重的是數據共享；產業層面要注重的是各環節的權利分配；在個人層面上要充分尊重個人對數據的權利。綜合考量安全、效率、公平、正義的多方位價值才能全面認識數據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