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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是明事理的，對孩子也有‘迷途知返’的期望。但如果有知情居民或受害者親屬，反對‘問題孩子’出現在自己生活環境中，如何協調雙方矛盾呢？”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在新法中的頂格設計層面，完善了工讀學校的閉環模式。”文檢察官解釋，“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堅持‘雙向保護原則’。簡而言之，既要保護受害者及社會大眾、也要保護施害者。但如何兼顧兩者權益并保證秩序與公正，是各國所面對的一致難題，也是法學研究和司法實踐兩派長期爭論的焦點。”

工讀學校，是矯治嚴重不良行為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學校。實行準軍事化、分級分類小班化和24小時寄宿制管理。除了學習文化知識，更為嚴格的法制道德教育、勞動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以及針對個體開設的心理矯正課，都是區別于普通學校的特點。

“工讀學校限制了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但也與外界進行了連接。比如周末父母可以把孩子接回家。這種模式，較能平衡雙方訴求，部分城市試點結果也喜人。”

文檢察官話鋒一轉：“但要讓類似廣州、上海、遂寧等地工讀學校的閉環模式在全國推廣，還需要克服很多困難。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我市就沒有一所合格的工讀學校。在13少年案中，14歲的問題少年頭目，被判處有期徒刑（緩刑）并交由司法所矯正。如果他能入讀工讀學校、矯治就能事半功倍。”

此外，在本次修訂中，此前俗稱少管所的“收容教育”雖退出歷史舞臺，但其措施并入了專門教育體系并將得到進一步完善。例如，此前收教執行主體是公安機關，期限一般1至3年。在2019年大連13歲男孩蔡某殺害10歲女童的案件中，蔡某依法不承擔刑事責任、只被收容教養三年，引發民眾的強烈不滿。修訂后，此類情況不再采用“收容教養”概念，不再局限于1-3年。

監禁矯正

監禁是剝奪犯罪人員人身自由并關押于監管場所的矯正方式。 “理論結合長期司法實踐來看，未成年人的監禁矯正需要慎之又慎。”檢察院告訴我，“過往數據表明，很多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在非監禁環境中是可以矯正的，但在監禁刑的執行過程中，反而為社會人為制造出了一批罪犯。”

“在我印象中，監禁是最強有力的手段，怎會反而人為制造出了罪犯？”

“在未檢長期統計中發現,未成年人可塑性極強，改過并回歸社會的概率遠大于其他群體。但入監服刑是強化未成年人‘罪犯’標簽的過程，誘發大量未成年人產生自毀和自暴自棄傾向。另外，偏差程度不一、年齡各異的未成年人集中隔離監禁，極易‘小偷變大盜、盜賊變悍匪’。監禁對大量未成年犯并無實質幫助,反而讓他們在‘交叉感染’中，被‘大染缸’染得更為污濁。”

“因此，一般案件下的未成年犯，相對緩和的社區矯正模式更契合他們生理、心理的健康發展。比如工讀學校的分班分級分管模式。”檢察官強調，“注意，這里說的是一般案件的未成年犯。”  

傳統的封閉式監禁刑罰，客觀上會帶來一些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長或再社會化的負面影響。因此在國際司法潮流影響下，許多發達國家建立了開放式監獄，設立了開放的游戲娛樂、健身場所，大幅弱化了封閉環境。

正如國內外關于“廢除死刑”的爭論，未成年的監禁刑也是一個爭議熱點。對此，少年司法體系中“司法派”和“福利派”長期斗爭。一方認為，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同樣應當堅決打擊，懲罰和教育兼顧；另一種方則認為，法律對未成年人更應“保護性懲罰”，注重教育感化。

在本次采寫中，多名受訪警察、檢察官和監察委同志皆不贊同部分專家提出的“同國際接軌”、設立“開放式監獄”等理念。

文檢察官說：“監禁（實）刑，確實應審慎適用，但正如核武器作為現代國家打擊力量的基石，手上沒劍和有劍不用是兩回事。不剝奪自由的監獄，還能叫監獄嗎？”

劉檢察官說：“極少部分人，‘壞’是刻入了基因的。對他們寬容實則是踐踏公眾的人權。”幾位警察更是嗤之以鼻：“學院派天天嚷著學習西方那一套，與國際接軌。敢問我國司法工作是西方哪個國家在管啊，國外經驗能照搬嗎？”

04

電影《烈日灼心》中有句話：法律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種強制性的修養。它不管你能好到哪兒，就限制你不能惡到沒邊兒。

刑罰的第一要義是“懲處”，或因未成年人特殊性有所“寬容”，但觸犯法律理應受到“懲罰”，再施以教育才會達到根本目的。“懲罰”不應該屢屢讓步于“感化教育”，更不能一味側重保護“加害方”的人權。

倘若罪錯成本太低，以后再犯的概率有多高？誰又能給被改變人生軌跡的受害者一個重來的機會呢？

近年，國家一再加強“（受害取證）一站式問詢”、“受害者司法救助”、“心理撫慰”等刑事被害人救助舉措，但整體來說，此方面剛剛起步。很多案件中，受害方寧可放棄刑事附帶的民事賠償，也要求嚴懲施害方。罪錯未成年人受到懲罰，正是法律對受害方的拯救與撫慰。呼吁感化教育的專家們應該考慮，政策所追求的是“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非“未成年人利益的絕對化”。

刑事責任年齡下調至12歲，在《刑法》中是言簡意賅的文字，但推動它變革的背后，卻是鮮血淋漓的案件和一個個破碎的家庭。民眾并非不接納未成年人迷途知返、浪子回頭，但一味強調人權，實際是在踐踏人權。

只有寬嚴相濟，建立偏常行為分級干預機制、完善罪錯孩子矯治教育體系，對不良行為、違法行為及犯罪行為恩威并施，才能讓犯過錯誤的孩子承擔責任、認識錯誤、重返正途。這是對未成年犯罪者真正的負責，也是捍衛受害者的權益及社會的公平正義。

國家專門教育是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陣地，只能加強，不能萎縮。

參考資料：

1、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

2、國家統計局《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

3、最高法司法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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