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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警械，一名基層所長告訴我：該用敢用，但也得謹慎使用。“比如辣椒噴霧，我是支持多次警告再用的，不僅是告知抗法者，也是說給圍觀群眾和執法記錄儀聽。畢竟也有噴到圍觀路人，路人跑到黨委政府告狀要賠償的案例。”

其次，冷靜克制、舉止有據。所長阿德指出，現在民警大多是專業警校畢業，職業素養高、專業能力強。“本身會去報警校的，大多是血氣方剛、有情懷有沖勁的年輕人。撇開警察身份，哪個小年輕不是家中倍受寵愛的子女呢？”因此，阿德對“徒弟們”是否規范執法并不擔心，更多考慮的是他們能否妥善處理“執法碰瓷”。

執法現場高呼“警察打人啦”、辱警襲警、脫掉自己衣物污蔑警察耍流氓的案例，并不罕見。“說到底，是想激怒民警，最終目的是用民警情緒失控導致的執法失誤，來抵扣自己的錯誤。”

多位受訪警員指出，遇到執法碰瓷，一定要冷靜克制，學會自我保護。例如，執法記錄儀、手機錄像，多角度、全方位，能拍多少拍多少。對于圍觀群眾攝影，不要搶奪手機或粗暴制止。“言簡意賅的對群眾解釋，例如我們現在正在執行公務/抓捕吸販毒嫌疑人等。告知不要隨意拍攝傳播，案件涉密或不實傳播，會給他和家人帶來法律風險。”

規范佩戴執法記錄儀，既是對群眾的保護也是對執法者自身的保護

對于用脫衣方式造勢的執法對象，民警阿青指出，“可以在警車里備上大碼T恤，用關節技擒住后給她套上，果斷帶離現場。也可以背拷后向圍觀群眾中的女性求助，借一下她的外套，再請該女性給執法對象套上。過程中，警員盡量不要觸碰到執法對象軀體敏感部位。”

此外，除了激烈的對抗，執法過程中的“暗雷”也不容小覷。民警阿南舉例，某次，自己代替熬夜值班的經偵科同事，傳喚一位涉嫌經濟犯罪的女法人。“她身上藏著錄音筆，借口上個廁所打開后，一路上便套我們的話。因為這個案子不是我追蹤的，我只說無可奉告。直到單位，有女警接手，這個事才暴露。”所長阿德補充：“執法不代表個人，代表的是國家機關，法律的規定是民警唯一的說話依據。因此，熟悉法律條文很重要，對于不甚了解的，別張嘴亂解釋。”

自媒體時代，隨著輿論監督的無處不在，一線執法時刻處于社會矛盾的風口浪尖，一舉一動逐幀展現在民眾或網絡面前。一線警員雖不是公眾人物，卻事實上讓渡了個人部分隱私權益，因此，習慣與媒體、公眾打交道，擅長與民眾溝通解釋，也是新時代人民警察不得不提高的職業素養。

再次，力量不足、請求支援；面對侵害、積極維權。“過年嚴查酒駕時，醉駕司機沖卡，一名快要退休的老哥哥肉身撲車、搶奪方向盤，幸好最后只是受了點輕傷。”民警小楊告訴我，“我感慨他工作幾十年依舊奮不顧身，但實際上，現在公安部規范執法，一再強調不要蠻干，力量不足撤退不可恥——你是單位一塊磚，卻是家中一片天。”

如今，在幾十年“有困難找警察”的宣傳中，以及警務政務沒有得到合理分配的背景下（部分地區除外），仍有很多民眾對一線民輔警抱有誤解，或將公安機關當成萬金油。驚人的無效警情背后，是一線民警幫到窮盡，或許也無法真正為群眾解決訴求的無奈。

近些年，無效警情占比在逐步下降，但數字和奇葩程度依舊驚人。“鄰居甲報警鄰居乙頭頂烏龜不安全”、“上廁所忘帶紙”、“滴滴司機爽約要求警車送自己回家”、“趕不上高鐵讓警察通知鐵路局等一下”……

“干這行，同理心很重要，設身處地的替真正需要幫助或迷茫的群眾想一想。不在警務范圍的，能幫就幫，實在解決不了的，做好解釋合理拒絕、或為群眾指條明路。”受訪民警們坦誠地告訴我：“但面對一些不合理要求（不管來自民眾還是領導），盡量與當事人‘文來文往’。一是自證沒有私心且非不作為，二是執法記錄儀影像不便保存，文字材料也可應對多年后當事人‘翻案’、‘上訪’、‘追責’。”

阿青這番話，令我想起一個案例：一線工作23年、警界大名鼎鼎的“六哥”，在2021年的時候接到督導組通知，有人舉報他2012年的案子“壓案不查”。面對調查，經驗豐富、帶出無數徒弟的“六哥”很快翻出了存在單位里、備份留存的十塊硬盤，并找到了當年此案12.4G的資料。舉報人態度大變，連連表示是誤會、甚至對警方當年辦案表示了感激。

一位督察解釋：“對方拿不出證據，此類投訴調了卷宗、問了民警后，只要執法規范中該有的有，督查也不會為難民警。在個別地區，公檢法還會設立安慰獎，安慰被誣告詆毀的警員。這個案例，雖是極端的小概率事件，但備份存檔爭議事件和快速回應輿情總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