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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對抗時沉默妥協

“迷茫無力”還來源于“無法確定學校和教育行政部門能否會提供支持”。教師也需要安全感，若教師孤立無援，“積極管教”和“合理懲戒”無從談起。

有老師形容，《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相關法規，以紅線劃出“戒尺”的范圍和力度以保護學生權益。但在實踐中，反被個別學生當作掣肘老師的武器。此前一些事件表明，只要家長來鬧，校方即刻“滑跪”低頭認慫、息事寧人，即使錯不在老師。個別地方教育部門，甚至將家長投訴舉報率作為考核評價教師的指標之一，要求“零舉報”和“家校聯動滿意度”。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五蓮二中楊老師的遭遇，如果沒有媒體曝光，他能討回公道嗎？”一名老師說。

事件的起因，是楊老師追回兩個逃課至操場玩耍的學生，并用書本敲打了幾下。學生家長遂以“體罰”為由舉報老師，要求學校頂格處理。學校第一時間對老師做出了停職、賠禮道歉、取消評優資格、黨內警告和行政記過等處分。之后的兩個月，家長仍舊頻頻舉報和施壓，為了息事寧人，教育局再次對已停職處分的楊老師進行了追加處理：扣發一年獎勵性績效工資；責成學校不再與其簽訂聘用合同；將該教師納入縣信用信息評價系統“黑名單”。

大量楊老師的學生和家長為他鳴不平，但教育局依舊拿出了“敵我態度”來處理教師，將楊老師徹底逐出了教育陣地。“如果不是媒體報道，最終引起了社會輿論和上級關注，當地教育局會撤銷對他的處分嗎？”事發后，當地教師群體望之心寒，更不確定自己遇到此類事件后能否“沉冤昭雪”，如此，教師哪里還敢拿自己的職業生涯開玩笑？

·面對風暴時有口難辯

更何況，大眾輿論并不常常站在教師這邊。雖然2021年教育部調研和近期相關熱點，社會輿論皆偏向支持“戒尺重回講臺”。但一旦出現具體矛盾，社會輿論往往更偏向學生。“很多聲音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借此攻擊‘教師’這個身份和發泄對當下教育的不滿。”

《意見》出臺前，語焉不詳、模棱兩可的“界限”更是教師無所適從的“暗雷”——教師維護秩序和紀律的正當舉措，受到很多“具體又模糊”的束縛。例如《教師法》規定“教師不能體罰學生或者變相體罰學生”。但什么是體罰，什么叫變相體罰沒有界定。比如罰站不算體罰，但超過“一定時限”算體罰。“一定時限”是多久，每個學生以及背后的家長評判標準都不同。比如說不能對學生進行言語羞辱，但個體對“羞辱”的感受差異極大。“最明顯的是，既有家長鼓勵老師‘該罵罵，培養耐挫性’，又有家長認為‘點名批評’會造成心理陰影。”迷糊不清意味著有概率踩中暗雷，由此，很多老師教育手段不斷弱化，在管教中無所適從。

再加上近幾十年教育界、司法界等矯枉過正的宣傳，用教育和愛感化而不處罰學生，已經成了一種政治正確。例如受到很多人推崇的“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不要打罵，好孩子是夸出來的”、“處罰孩子，是教育工作的失敗，是教育無能的表現”等名言，便是佐證。

總而言之，即使《意見》明確表態為教師“撐腰”，很多老師仍無法確定，自己積極管教學生之后，是否會得到家長、學校、教育部門乃至社會的支持。趨利避害是人之本能，部分不想以身犯險成為“孤勇者”的教師，在“積極管教”與“聽之任之”的蹺蹺板上左右搖擺、進退維谷。

2019年6月，北京教委發 教師有體罰幼兒等11項行為或將被開除東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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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育，必定是厚愛又嚴管，寬容不縱容。

在過去一段時間，“懲戒”曾被個別教育者曲解為“體罰”，部分學校、個別教師也確實存在體罰學生的現象。毋庸贅言的是，從教師體罰的自由裁量到依法依規的合理懲戒，從強調師生的“尊卑有序”到追求尊重平等，這是時代的進步。然而，與之相伴隨的是，教育懲戒也漸漸被虛置，出現了教師“不好管、不敢管”，學生“打不得、罵不得”等情況，負面效應日趨凸顯。

互聯網時代，教育工作再增新挑戰。比如，孩子可輕易獲取各種信息，瓦解了曾經教師“傳道受業解惑”的權威性；再比如，“穿衣自由”、小眾愛好等對自我表達和話語權高度追求，以特立獨行為榮。今天的“嚴師”，需有更多的智慧，把握這一代孩子甚至家長的個性特點，采取適切的教育手段，才能有效管理、事半功倍。

《意見》正是在此背景下，對教育懲戒權的實踐做出了更合理明確的指導。一方面，《意見》力挺“積極管教”。要求學校和有關部門要依法保障教師履行教育職責，支持教師維護合法權益。依法懲處對教師的侮辱、誹謗、惡意炒作等言行，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等。另一方面，《意見》同樣對教師群體提出新要求。堅持師德師風第一標準，堅持師德違規“零容忍”，落實教職員工準入查詢和從業禁止制度等。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六種情形老師可以當場實施教育懲戒”、“將懲戒手段進行細分，針對不同情形可以使用一般、較重和嚴重教育懲戒三類”以及“教育懲戒的七條紅線”。

《意見》旨在為教育“糾偏”，為教師合理懲戒“撐腰”，多家媒體及專家也進行了詳細解讀，但一線教育工作者仍有一些困惑。

比如，《意見》細化了部分懲戒手段的標準，允許教師“當眾點名批評”、“一節課堂教學時間內的教室內站立”等，打消了很多教師的實踐顧慮。但也有老師提出疑惑：如果在“一周內停課停學”懲戒行為期間，學生出現身心安全問題，教師是否要擔責？“暫停或限制學生參加集體活動”若遭來青春期身強體壯學生的過激行為，有關部門是否會處理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