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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幕在即，一些人和機構向被寄予重大改革預期的盛會踴躍獻策。部分媒體特別是互聯網上廣為流傳的所謂“383”改革計劃就是這樣一份欲影響高層決策的“策論”。近日由于一些媒體的過度解讀和某些著名人士的力捧，這份主張“大膽市場化”，著力于“分”和“拆”，意識形態傾向濃郁的具體策論被議成了“三中全會”改革的路線圖。但是歷史常識告訴我們，“三中全會”這樣的重要會議，一不會討論這么具體的政策問題，二更不會在會前透露出這么核心的會議內容。“383”計劃無疑是認真的，也確實代表一些精英階層的愿望，相信大會會將其作為參考方案。但“383”方案主基調乃“華盛頓共識”的修正版或“中國版”，它注定不會是中國下一個10年改革的主基調。

我們在此推出史正富教授和崔之元教授對中國下一個10年的改革展望方案，簡稱343方案。與383方案相比，343方案更著眼于中國的“整體”與“將來”，兩者不成“PK”，但讀者諸君可收“兼聽則明”的功效。特別感謝《中華讀書報》與清華大學聯合讀書會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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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布的向十八屆三中全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在網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1]，在閱讀我的老朋友史正富新著《超常增長》時，受其啟發，我認為其思想可以概括為包含“三維市場體制、超常增長的四大支柱、三項戰略性改革建議”的“343”發展改革方案。

史正富的“343”方案是在解釋1979年以來中國經濟超常增長這一核心問題的基礎上提出的，與“383”改革方案有不謀而合之處，更有很多重要的不同之處。本文的前三部分分別評述史正富“343”方案，第四部分是小結，史正富在《超常增長》中探索描述中國客觀現實的概念與范疇，有利于增強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一、三維市場體制

史正富將當前關于1979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之解釋各種爭論的核心分歧總結為：“中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已成為新時期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了，還是仍能繼續推動未來的持續發展？更深一步說，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僅僅是一個‘轉型期’的過渡性安排，還是一個適合中國國情，具有持續發展能力的市場經濟新類型。”[2]？

顯然，史正富給出的答案是肯定性的，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人民實踐創造的一種“具有持續發展能力的市場經濟新類型”，并且“仍然繼續推動未來的持續發展”，并將之概括為“包含了戰略性中央政府、競爭性地方政府和競爭性企業系統的三維市場體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戰略領導力、地方政府的發展推動力與企業的創新活力有機結合的新型經濟制度”。“三維市場體制”是史正富關于中國經濟30年高度發展的最重要的描述性與解釋性的基本判斷，是《超常增長》中的核心思想。

與許多學者“中國改革正進入‘深水區’”的觀點所不同，在史正富看來，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三維市場體制）已經形成，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出了轉換基本框架的“深水區”，亟待進入“組織設計、流程再造”為主題的“專業功能區”。[3]因而，盡管在環境、資源、城鄉統籌、社會保障、醫療等領域面臨的問題非常多，未來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下進一步推動改革較之過去三十年要困難數倍，但真正的改革“深水區”是在二十世紀后二十年，這一時期中國完成了經濟制度基本框架的結構性改造和轉換。因此，“未來的改革不是要拆除這一基本框架，將其退回到西方常規市場經濟的二維結構，而是根據實踐需要，對三維市場體制框架進行必需的配套制度建設”。[4]

史正富關于“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類型是三維市場體制”的基本判斷，奠基于他在兩個基本問題上的努力：第一，打破新古典經濟學的窠臼，解放思想，破除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的描述，“把實際存在的、而不是教科書上的西方市場經濟與中國現行經濟制度進行實事求是的比較和評價”；第二，闡明“中國當下經濟制度的內涵和運行機制，理解它的內在張力和演進的趨勢”[5]。

關于第一個問題，史正富關于“三維市場體制”的基本判斷顯然突破了西方常規市場經濟的二維體系理論框架，與其他學者如林毅夫（比較優勢）、錢穎一和許成剛（M型層級制）、張五常（縣級政府競爭性）等人關于地方政府作用的解釋有相通之處，但史正富的看法更加綜合，更具特色。實際上，史正富的核心看法可以從《超常增長》扉頁所引用顧炎武的話中管窺一斑：“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6]換言之，治理之難在于恰當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中央政府的戰略統籌功能與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與主動性，這也是史正富將“戰略性中央政府”與“競爭性地方政府”作為“三維市場體制”之二維的寓意所在。

較之前者，第二個問題難度更大且更為重要，機制研究是理解經濟社會發展實踐邏輯的關鍵。《超常增長》一書在“三維市場體制”的機制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并且綜合使用了鄧英淘等人耗費畢生精力的前沿研究成果，以厘清中國超常增長的實踐邏輯和未來趨勢。通過機制研究，史正富概括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四大支柱”，它們是中國經濟超常增長和未來持續發展的動力所在。

二、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四大支柱

在《超常增長》中，史正富把“三維市場體制”的運行機制綜合概括為“四大支柱”——“四大特征性制度安排”，分別是：第一支柱，地方政府作為市場主體，是市場經濟的內在參與者；第二支柱，國有資產資本化形成的新國有經濟；第三支柱，超越公共財政的國家理財體系；第四支柱，超越短期宏觀調控的國家發展管理。[7]

“四大支柱”展現了超越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政策路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支柱顯示出中國地方政府與西方地方政府的角色與功能完全不同，地方政府參與市場經濟，對地方經濟發展績效負有直接責任，并且不同區域的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競爭關系。第四支柱闡釋中國能夠長期堅持經濟體制的結構性轉變和完善，超越政府短期宏觀調控和政治周期，制定并實施國家級發展戰略。

第二支柱涉及到產權與效率及現代企業制度的認識問題。長期以來，國內比較流行的看法是公有產權必然導致效率低下或者貪污腐敗，與現代企業制度之間存在邏輯上的悖論。在新古典經濟學占主導的西方世界，公有產權更難以被理解和接受，即使此次金融危機時，國有化成為非常流行的救市工具。索羅斯、格林斯潘思想比較“解放”，支持國有化作為解決金融危機的政策工具[8]，但認為國有化應是暫時性政策，是一種權宜之計，危機過去后政府應出售國有股。索羅斯在清華大學講演時，我曾問他是否考慮過這樣的情況，例如AIG被79%國有化，危機過去后是否可以只出售40%，而政府仍保留39%，索羅斯對這個想法非常驚訝，所有救市政策中他最支持國有化但堅持應是臨時性政策。從這個角度而言，此次金融危機和中國的實踐創新有利于推動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界“解放思想”。[9]史正富認為，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應對標的只能是美孚、埃克森、BP這類公司，在產權制度上也應如此，“真實所有者的缺位”是其共同特征，這個量級的企業是國家級發展戰略的必要工具。這種觀點從與西方超大型企業“求同”的角度來論證國有資本，有其合理之處，不過，這一論證還不足，應該繼續往前推，尤其在政治哲學層面。“同一個‘產權明晰’的口號，可以包含著十分不同的指導產權安排的政治哲學”。[10]社會主義的價值體系與政治哲學應指導公有資本的產權安排和經營預算管理，例如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效率與公平兼顧”，“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等，其政策工具可以借鑒社會分紅理論等。[11]這又涉及到公有資本與經濟體系的一般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這是第三支柱——國家理財體系所要解決的問題。

“三維市場體制”的第三支柱超越了西方以稅收和國債為支撐的公共財政體系，形成新型國家理財體系，典型特征是形成“土地財政”和公有資產收益（“第三財政”）與稅收、國債并存的國家理財體系。鑒于“土地財政”和公有資產兩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是理解史正富“第三支柱”理論的關鍵，接下來我將分別詳細討論這兩個問題。

第一，如何理解“土地財政”？

由于高房價問題，人們對“土地財政”的看法偏于負面，認為地價推高房價，但地價與房價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十分復雜而深刻的理論問題，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土地財政”在史正富的國家理財體系中非常重要，理解“土地財政”的關鍵是土地增值的歸屬問題。

在西方，由于土地私有，社會發展和城市開發中的土地增值歸少數私人所有。在中國，由于土地公有，土地增值形成兩大效應：一是土地農轉非產生的巨大“原始增值”，成為地方財政運行的最重要依托；二是土地原始增值成為各地國有企業成功改制的最重要驅動因素。綜合來看，“土地財政”的核心是土地原始增值的收益權，實現機制是地方政府的“城市經營”，經濟基礎則是國民經濟整體的持續成長和發展。[12]中國能形成國家理財體系，恰恰在于土地公有與“土地財政”。

“土地財政”的最早實踐當屬浦東開發時所創造的“土地空轉，滾動開發”模式，是“浦東邏輯”的核心，浦東新區所創造的“土地財政”模式使得新區在前期開發資金和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浦東的實踐被各地區進一步發展創新。現實中，地方政府之間通過參觀考察等方式建立相互學習的機制，并進一步創新運用到所轄區域的實踐中。正如史正富所言，“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成了經驗積累與知識擴散的推動力量”。

理解與詮釋“土地財政”的一種可能思想是亨利•喬治（1839-1897）的地租社會化理論。亨利•喬治地租社會化理論的核心在于“漲價歸公”，由公共開發所帶來的地租上漲應該進行社會化。史正富關于“原始土地增值的收益權是‘土地財政’的核心”的基本判斷與亨利•喬治的思想相通。亨利•喬治用了“外殼”與“核仁”的隱喻來土地與收益，他反對僵化地從土地占有的形式來理解土地公有，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為思想的核心，形成其地租社會化理論[13]。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總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優城市規模”一文中在理論上進一步證明“亨利•喬治定理”，其核心結論可以表述為：“在一個簡單的立體經濟中，如果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純地區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規模是最優的，那么總地租等于對純公共物品的支出”，……，“因為對地租征收一個充公性質的稅收不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純公共物品融資所必需的單一稅”。[14]

當然，土地地租“單一稅”滿足純公共物品融資是在理想條件下的一種理論論證，是亨利•喬治地租社會化理論延伸到現代公共治理領域的一種推演，“土地財政”的現實邏輯與實現機制遠比理論抽象推演出來的要復雜很多。

中國一些地區正在試驗建立統籌城鄉的地票交易制度，這是在中國獨特的土地“增減掛鉤”政策環境中產生的一種制度創新。從更積極的角度來看，用地指標不僅僅是一種土地管理指標，指標中內嵌了發展權，本身具有市場價值。地票交易制度實現了用地指標在全轄區范圍內的跨期、跨地域配置，使得不僅城近郊區的農村居民而且邊遠山區的農村居民也能夠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從而在更大范圍推動城鄉統籌發展。美國的一些州實行土地“開發權轉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s）：“在一個社區內，按照規劃進行開發的土地所有者，必須從按照規劃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哪里購買足夠‘份額’的土地開發權，方可進行土地開發”。而中國目前正在試驗的地票交易制度，通過“地票”，在實踐上隱含地承認了農民擁有部分“土地發展權”，因為開發商必須購買“地票”——農民的部分“土地發展權”——才獲得參與競標城市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資格。因而地票交易是“開發權轉移制”的制度創新，地票的收益85%歸農民，15%歸村集體，兼顧了“漲價歸公”和“漲價歸農”。河南正在實行的“拍賣耕地占補平衡指標”制度，也是一種地票交易的創新形式。[15]

“土地財政”是亨利•喬治地租社會化思想的一種實現形式，核心在于通過制度設計和機制創新進行開發權的創設、配置、交易、轉移，實現土地增值，并探索“漲價歸公”與“漲價歸私”、“漲價歸農”之間的最佳結合點。

現實中，“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治理水平要求很高，因而各地的“土地財政”也可能出現很多失敗案例。“土地財政”的理論研究應高度關注并長期觀察實踐中的案例，在與現實互動的過程中逐步深入領悟地方創新中的實踐邏輯，并爭取把“不可言傳”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進行理論抽象轉化為顯性知識。

在中國，土地是公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斯蒂格利茨“亨利•喬治定理”的思想繼續往前，很容易想到包含國有企業在內的范疇更廣泛的公有資產對公共物品的“融資”支撐作用。這將把我們引入到理解《超常增長》的第二個核心問題，如何理解以國資為代表的“第三財政”？

通過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管理形成的國家理財體系，是史正富“四大支柱”思想中最核心、最關鍵的部分。西方的體系沒有國家理財體系，只能被動依賴國債和稅收，中國的體系中，在國債與稅收“兩條腿”之外，具有公有資產收益這樣的第三財政。史正富認為，中國特色的國家理財與西方公共財政相比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在于“通過資產負債管理，政府從國家理財中獲得的資產性收入，有助于降低稅收壓力，并可為政府對沖市場失靈提供資源和手段”。[16]史正富的上述判斷是基于對中國現實的深刻觀察，各地實踐中不乏現實案例。一些地區對國資作為“第三財政”的作用有深刻的認識，并在實踐中運用很多。他們將國資收益變成了財政的第三口袋，有了這個第三口袋使得并不寬裕的財政可以騰出一部分錢來更多的用于改善民生和發展教育。

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從理論上理解即國資與稅收、國債的關系問題，特別是第三財政與整體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米德是凱恩斯的學生,也是現在世界各國使用的GDP核算法的兩個發明人之一。但我認為，他更重要的思想體現在其《效率、公平與產權》一書中。

米德思想的核心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反之，公共財政過度依賴稅收或國債，則會損害一般經濟效率。他認為，“就財產的私人所有制來說，要得到預算剩余，必須提高稅率，而……將對經濟刺激產生不利影響。就財產的社會所有制來看……政府可以在較低的稅率水平上依靠預算剩余，達到一定水平的公共儲蓄。由此可見，財產的國家所有制對效率產生的不利影響，要比平均分配財產的私人所有制更小”。[17]

公有資產對社會保障和民生的支撐作用則表現在公有資產收益可以有助于降低稅率，并減少財政收入中用于國債利息支付的份額。“財產所有權的社會化，將給政府帶來更大的財產凈收入，其結果是降低稅率，或者向窮人支付更多的社會保障，同時也并不降低其它形式的政府支出。私人部門的總收入會下降，因為政府的國債利息支出減少了，或者是原來財產獲得的利潤轉給國家了。然而，私人部門的凈收入卻沒有變化，因為利率降低了，或者因為社會保障支出增加了”。[18]

然而，米德并沒有因為公有資產的積極作用而過度強調“財產所有權的社會化”，而是主張探索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結合點。“隨著私有財產數量的增加，（1）稅收的激勵扭曲作用將加強，（2）從財產權上獲得的安全感和獨立感將增強。隨著私有財產的進一步增長，由于（1）造成的額外損失將變得越來越嚴重，從（2）中獲得的好處卻越來越不重要。在某個水平上，可能達到一個（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最佳點，盡管我可能不能告訴讀者它究竟在哪……我們需要一種組合：財產社會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財產的措施”。[19]

至此，我們可以初步理解上述兩個問題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土地財政”和公有資產收益是組成“第三財政”的主體，地租社會化理論可作為“土地財政”的思想來源，財產所有權社會化理論可作為公有資產的思想來源，后者更具有一般意義，土地是公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地所有權是財產所有權的一種特殊形式。“第三財政”可以降低公共財政對于稅收和國債的依賴，對公共物品和民生有支撐作用，從而有助于提高（而非損害）整體經濟效率，實現效率與公平兼顧。“土地財政”應實踐探索“漲價歸公”與“漲價歸私”的最佳結合點，國有資產管理應實踐探索多種所有制的最佳結合點，實現“國進民也進”、“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

這兩個問題有助于我們從理論上更深刻地理解史正富的“四大支柱”。“四大支柱”是“三維市場體制”的機制支撐，從“四大支柱”的邏輯中，史正富又提出未來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超常增長的三大戰略性改革建議。

三、三大戰略性改革建議

史正富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超常增長的一個關鍵驅動力量是美元超發形成的國際超常購買力，完成從生產到消費的國際大循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元的國際超常購買力開始消失，這種以中國的“三低三高”和美國的“三低三高”為特征的國際大循環難以長期持續，且不利于中國[20]。未來中國保持超常增長的動力應來自中國戰略與模式轉型形成的國內超常購買力，為此，史正富提出三大戰略性改革建議。

第一，正確處理消費、積累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問題，仍然要放到戰略高度來考慮。國內很多人支持的中國經濟轉型以消費拉動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從而彌補美元超級購買力消失后的動力不足。盡管從長期來看，消費率適當上升和投資率適當下降是必然趨勢，但史正富認為，基于中國特有的生態稟賦和地緣格局，從長遠計，還必須倡導創業和奮斗，堅持投資和積累，在生態資產、環保建設、國土整治、人力資源、科學技術、城鎮基本建設、國防能力等多方面積累起足以保障國家長期生存發展的“家底”。[21]這是形成國內超常購買力的基本前提。

第二，打造百萬億級的國家發展戰略基金，投向五項戰略性生產要素[22]。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家發展戰略基金在生態環境領域主要依據的是鄧英淘等人的“再造中國”方案。鄧英淘與王小強、崔鶴鳴等人，經過長期田野調查和多年理論探索，形成了中國新發展方式理論與政策——“再造中國”。

“再造中國”是極富想象力的、中式“超爆魔鬼經濟學”方案，但由于其扎實的田野調查，又非常具有經濟和技術可行性。“再造中國”方案包括塔里木盆地光熱土水資源綜合利用、溯天運河-西部調水計劃、可再生能源計劃等，每一項計劃均可以成為戰略性生產要素的投資與積累方案。例如，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瑪干沙漠總面積約34萬平方公里（5.1億畝），占全國沙漠面積的47.3%。根據鄧英淘的估算，項目完成后，每年的核心產出包括約四萬億度凈電能產出，300億立方米淡水，300億立方米苦咸水，可將塔里木盆地約四億畝沙漠開發成良田、牧場、和林地，上億畝可用苦咸水直接灌溉的菊芋及海蓬子等鹽生植物，可制得2000-3000萬噸高能燃料。溯天運河計劃實施后，西線調水按年兩千億立方米計（黃河年流量在五百億立方米左右），可保證黃河常年徑流量每秒達2500立方米，鄭州到河口可通航10萬噸級的船舶，西北、華北地區近20億畝的荒地將可不再閑置，生態條件也將被逐步改善，溯天運河的水電火電合計裝機能力在2.76億千瓦，大約為三峽發電能力的十倍，且造價低廉。

史正富所建議的國家發展戰略基金主要針對國家發展的戰略性基礎能力進行投資開發，并且具有經濟可行性。他認為，戰略基金的管理水平只要達到中等水平，就可以在未來的30多年內，形成長期穩健的投資計劃，成為支撐未來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國內超級購買力。

第三，政府再造——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史正富總結的“三維市場體制”容易讓人誤解為過度強調政府的作用，政府可能過分干預市場。實際上，他提出“政府再造”改革建議，主旨恰恰是進一步理清政府的功能。他將過去30多年完成的改革總結為“創建市場”，今后繼續改革的主題轉變為是“政府再造”，目標就是“提升政府效能，提高廉政水平，使政府的運行與市場經濟更加適應”。[23]例如，他的一項比較重要的改革建議就是建議剝離國家發改委的資源分配和項目審批兩類執行性工作，使其聚焦于國家級戰略的研究規劃和督導協調，使之真正成為管理國家級長期發展發展的關鍵機構。

近年來，中國政府機構改革不斷推進，流程再造和良治（good governance）逐漸被人們所熟知。在提升治理水平和執政能力的改革進程中，我認為，歐盟一直在推行的實驗主義治理的機制創新應該重視。實驗主義治理（experimental governance）是實用主義（pragmatism）政治哲學在治理領域的推進。實用主義是一種非常深刻的政治哲學，與中國淵源很深。瞿秋白在“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中說：“中國五四前后，有實驗主義出現，實在不是偶然的。中國宗法社會因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的侵蝕而動搖，要求一種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才能適應中國所處的新環境---實驗主義哲學，剛剛用它的積極方面來滿足這種需要”。瞿秋白的“實驗主義”可能是比“實用主義”更好的譯法，避免了“實用主義”給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和價值觀的誤解。

“實用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20世紀最著名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有直接關系。1919年5月1日，即“五四運動”爆發前三天，杜威到中國訪問，在中國的11個省做過講演（當時中國只有22個省），兩年零兩個月后才回美國。

“實用主義”的精髓是“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依賴和對兩者的認識都不斷在實踐中深化。杜威強調不僅在給定的目的上不斷探索不同的實現手段，同時在實踐探索中要深化甚至改變對原來目的的認識。未來中國的改革應不斷調試自身的目標，不斷尋找實現目標的最佳手段，在世界范圍內對最細致、最精深的機制展開研究和學習。

歐盟的實驗主義治理就是值得研究學習的機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查理斯•賽伯教授（Charles F. Sabel）、阿姆斯特丹大學喬納森•澤特林教授（Jonathan Zeitlin）研究歐盟實驗主義治理領域最重要的兩位專家，今年他們來中國期間，我分別邀請在清華大學做了講演，介紹了歐盟在食品安全、環境保護、藥品監督等方面進行的實驗主義機制創新。一定意義上，歐盟總部在這些問題上逐步發展成為治理機制的設計者和制度輸出者。實驗主義治理有利于把頂層設計和地方創新有機地結合，競爭性地方政府之間展開競爭的不再是GDP數字競爭，是以制度創新和治理水平為核心的良治競爭。

綜合來看，史正富提出的戰略性改革建議中，前二者保證未來經濟發展戰略和模式轉型有助于促進國內超常購買力的形成，后者則通過再造政府進一步完善“三維市場體制”，使政府治理能力適應超常發展戰略的需要。

四、小結：“343”方案與“三個自信”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史正富在《超常增長》中所闡發的“343”改革方案。《超常增長》是史正富多年求索的重要成果，從更長遠的目標來看，這仍是其階段性成果，我們期待著他今后在這個領域不斷推進的成果。

北宋王安石與蘇軾之間有一個爭論：文以載道是否可能？對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而言，“文”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政策。如果構建的范式和概念范疇，不能很好地描述中國現實，遑論政策建議。可以說，《超常增長》達到了“文以載道”的標準，有利于增強我們的“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感謝王東賓博士整理錄音）

相關閱讀：史正富：中國市場經濟實踐早已超越常規市場經濟思維

【注】

[1]該研究報告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和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立項時任國研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主持，其中提出的“383”方案，是包括“三位一體改革思路、八個重點改革領域、三個關聯性改革組合”的關于中國新一輪改革總體方案。

[2]史正富：《超常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132頁。

[3]史正富，2013，第164-165頁。

[4]史正富，2013，第142頁。

[5]史正富，2013，第132頁。

[6]史正富認為，顧炎武提出上提出了“與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的思想卻無從實現，中國“今天改革的成就，真正宣告了古代中國的終結”。見史正富，2013，第166頁腳注[1]。

[7]史正富，2013，第133-141頁。

[8]格林斯潘主張，只有國有化才能更好更快地解決“有毒資產”的定價難題。私人股東認為“有毒資產”的目前市場價格太低，不愿賣出，而政府又不愿用太高于市場價格來購買銀行壞賬。格林斯潘說，如果銀行本身國有化或部分國有化了，“有毒資產”定價難題就可以被繞開了：這像錢從一個人的左口袋轉到右口袋，初始定價并不那么重要。格林斯潘這種支持國有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可以幫助我們深化對我國國有銀行在執行中央經濟刺激計劃中的作用的理解。參見崔之元：《從歐美金融危機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注記》，《開放時代》，2012年09期。

[9]從法與經濟以及政治哲學的理論來看，即使在西方中也有其合理之處。參見崔之元：《從美國憲法第16修正案看國有資產》，《證券市場周刊》，2010.04。

[10]崔之元：《產權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讀書》，1999.3。

[11]崔之元：《激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想象力》，《中國經濟時報》，2006-7-31。

[12]史正富，2013，第149頁。

[13]亨利•喬治說，“如果我們取得了核仁，可以讓他們據有外殼。沒有必要充公土地；只有必要充公地租”，見亨利•喬治：《進步與貧困》，吳良健、王翼龍譯，商務印書館，1995，第40頁。這可以理解為亨利•喬治關于地租“單一稅”的表述，斯蒂格利茨所論證的亨利•喬治定理就闡明這種單一稅對純公共物品的支撐作用。

[14]斯蒂格利茨：《總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優城市規模》，載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5卷，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第336頁。

[15]《河南土地異地流轉：拍賣耕地占補平衡指標試點人地掛鉤政策》，http://m.rypyw.com/economy/2013_09_26_174927.shtml。

[16]史正富，2013，第150頁。

[17]詹姆斯•米德：《效率、公平與產權》，施仁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第54頁。

[18]同上，第57頁。

[19]同上，第58頁，筆者對譯文有小改動。

[20]中國的“三低三高”分別是低工資、低消費占比、低內需市場與高投資、高增長、高外貿盈余，美國的“三低三高”分別是低投資、低增長、高外貿赤字與高資產泡沫、高消費與高家庭赤字。見史正富，2013，第71頁。

[21]史正富，2013，第105頁

[22]五項戰略性生產要素包括（1）地理-生態資產的積累，（2）清潔能源技術與產能的提升、（3）多層次人力資本的開發、（4）前沿科技與應用性技術資產的打造、（5）為公民提供財產性收入的公益資產積累。見史正富，2013。

[23]史正富，2013，第1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