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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深度參與“全球化”時，不僅中國經濟運行本身，而且關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話語也“國際化”了。我們常提的“供給側”和“新常態”都是翻譯來的，中西方在宏觀經濟思想和政策方面是相互作用和影響的。本文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演講稿。】

非常榮幸今天下午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做“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的第十七次講座，感謝孔丹董事長和各位來賓。我講的題目是“中西方經濟‘新常態’的比較與互動”，它既是思想方面的比較和互動，也是現實經濟上的比較與互動，但我今天下午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在思想方面。

由于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日益深度地參與“全球化”，不僅中國經濟運行本身，而且關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話語也“國際化”了。比如，大家現在常用的“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的術語，本身是來自于翻譯，但其在中國政策實踐的內涵則在不斷的變化演進之中。

我將先跟大家簡單地討論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關于西方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陷入“長期停滯”的理論和新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羅默（Paul Romer）對當前宏觀經濟學的批評，并解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從“供給側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到“需求管理與供給側改革并重”的轉變。這個解讀可能是有爭議的：到底有沒有轉變？從官方正式的表述來看，措詞是比較微妙的。我的解讀純屬個人意見。

美國前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 Larry Summers

接著，我將在理論上和大家探討一個觀點：所謂“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的以芝加哥大學盧卡斯為代表的學派實際上陷入了“組合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而我們當前需要的恰恰是反過來尋求微觀經濟學的宏觀基礎。

比較有意思的是：在百度指數中搜索“供給側改革”詞頻，2015年11月之前完全沒有這個詞，它是2015年11月以后才開始有的，并且于2016年3月達到高峰。如果我們仔細查文獻的話，可能最早是劉鶴去年11月份在廣東省一個調研里提出“供給側改革”這個概念。

在百度指數中搜索“供給側”三個字，也是去年11月之前沒有，從去年11月以后開始出現，于今年3月達到高峰。“供給側”（supply side）英文里的“side”翻譯成“側”，說明中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是現實的相互作用，而且在思想上中國政策話語也“全球化”了。

“供給側”一詞既然是翻譯，就引起了一些誤解，英國的《經濟學人》今年2月份的雜志封面就叫“Reagan’s Chinese echo”（“里根的中國回聲”）。而今年5月10號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專題研討班上講話中明確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兒。他的大意是：

西方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這實際上是所謂的薩伊定律，履行減稅，提高人們的儲蓄，投資能力和積極性，削減政府開支以平衡預算，限制貨幣發行以穩定物價。主要缺陷是只重視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而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

當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主要政策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他當時用了“供給側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樣一個說法。

習主席明確地說“供給側改革”不是里根的回聲，但是“供給側改革”的確是翻譯過來的詞，所以，就產生一個問題，它是從什么地方翻譯過來的？如果我們想真正深入地了解我們國家政策的制定過程，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那么它是從哪來的呢？我個人猜測，它可能來自于2014年澳大利亞擔任G20輪值主席國時所提出的宏觀經濟與供給側改革方案。

今年9月初在杭州召開了G20峰會，中國首次作為20國集團的輪值主席國。20國集團在2008年以前只有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才開始有了首腦峰會。所以，它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這次中國高度重視G20峰會。G20和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它不是一個常設機構，沒有一個常設秘書處。所以，主席國對會議議程的設置有比較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