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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中西方經濟“新常態”的比較與互動
關鍵字: 新常態習近平新常態供給側供給側改革中國在今年G20的首腦宣言里特別提出,要繼續推動2014年澳大利亞擔任G20輪值主席國時所提出的宏觀經濟與供給側改革方案,以力求達到2018年全球增長目標。2014年澳大利亞倡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20個國家都同意了,而且每一年有一個各國之間對達到2018年目標進程的相互評議(peerreview),并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調這20個國家的評議。
它的目標是到2018年世界的真實GDP能比IMF的增長預測模型所預測的增長率額外增長2.25個百分點。請注意,不是當年增長2.25%,而是說,如果各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2018年,全球的經濟增長將比沒有進行供給側改革時的模型預測值再增長2.25個百分點。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些大方向,但同時強調各國的自主性,各國自己提出進行什么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IMF協調,各國有一個相互的評估,這是G20在2008年開始有首腦峰會以來的最重要的方案。
這里面特別明確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以,我猜測,中國2015年特別提出 “供給側改革”這個詞,很可能是因為2014年參與G20峰會,而且中國也明確同意這個方案,并做出了承諾。2014年在澳大利亞峰會上各個國家提出自己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方案,中國有50多頁的方案,美國只提出16頁方案,各國根據自己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方案,并不要求各個國家一樣。
比如勞動力市場的改革是一種供給側改革,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可能需要提高農民工的待遇,給他們更多的集體談判權利。而法國的供給側勞動力市場改革則不同,法國勞動保護太過強了,缺少靈活性。中國現在要建立企業的集體談判制度。而法國原來的勞動法是要求整個行業進行集體談判,一個企業無權進行集體談判。法國現在改革是說可以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在一個企業里進行集體談判,這可能是對法國的勞動力市場過于僵化的改革。
但是中國職工和本企業的集體談判都很難,行業的集體談判還完全不在議程之內。這些政策在G20里都叫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例子有助于說明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提法確實不是來自于里根,但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確定就是來自G20澳大利亞峰會,只是一個猜測而已。
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內的爭論不是特別明顯,但實際上認真看報紙,就能看出來還是有不同的意見。有代表性的一個觀點是2016年5月9號《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訪談,他認為要徹底放棄試圖通過寬松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桿的幻想,他直接用了“高杠桿是原罪”。強調要比較強力地化解過剩產能,強力地處置僵尸企業,并且認為當前究竟是通脹還是通縮還不能下結論。但對這個“權威人士”的觀點還是有不同意見。
例如,著名經濟學家余永定認為當前的問題很明顯是通貨緊縮和經濟持續下降,并面臨結構性調整。“供給側改革”短期內會產生失業和導致經濟增速放緩,因而需要提高“有效需求”來刺激經濟。他認為,我國資本產出率不斷提升,增加有效需求的最佳方式為“消費”,但這是長期目標,短期還是要擴大投資來應對經濟增速下滑,而增加投資的最佳方式是擴大財政支出,增加基礎設施供給。貨幣政策應該適應財政政策的需要,應以降低國債收益率作為目標。
余永定的觀點和《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觀點強調的側重點還是有比較明顯的不同,但也不是絕對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習主席9月初在G20杭州峰會的講話有一個更加完整全面的表述。他今年5月份在中央黨校的講話用“矛盾的主要方面”來表達“供給側改革”。但是,他在杭州G20的主旨發言和開幕式致辭中,比較明確地說統籌兼顧財政、貨幣、結構性改革政策,“努力擴大全球總需求”。
關鍵的是,他強調,“要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并重,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這和以前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區別。我們去產能有的地方可能過了頭,比如煤炭價格現在上升得很厲害,因此澳大利亞的煤炭企業現在獲利非常大。在政策的提法上,不再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而是用“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并重”,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微妙的調整。這說起來容易,實際上很難做到,但至少在表述和對問題的認識上更加全面和深刻。
我再補充一下:有的學者認為G20其實沒有什么用,只是變成各國首腦的照相機會。G20沒有投票,一般被認為是所謂國際“軟法” (soft law),不是硬法,不是聯合國。但我認為,由于G20參加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它在思想傳播方面的意義很大。如果確實能說明中國供給側改革不是里根的回聲,而是有G20背景,這在思想上是有意義的。
習主席說要“短期政策和中長期并重,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這是很大的挑戰。凱恩斯有一句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凱恩斯創立了宏觀經濟學,它的重點是短期的需求管理。他說“長期是對當前事物的誤導”(But this “long-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他接下來說:“如果經濟學家在狂風暴雨的季節只會說當風暴過去以后海洋又會變成平的,那么他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就太簡單太沒有用了”。
- 原標題:崔之元:中西方經濟“新常態”的比較與互動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責任編輯: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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