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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白左”思維在當下的西方很有市場。這種思潮這兩年在中國有一定的爭議，也有一定的市場。在您看來，為什么所謂的“白左”思維會在中國產生影響？

樊鵬：“白左”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尤其發生在大都市地區，因為這種思想的擴散與都市的生產方式、商品交換方式、社會交互方式以及人們對生活意義的理解密切相關?！鞍鬃蟆苯嬃四撤N后現代化的精神社區。表面上看“白左”與中國離得有點兒遠，但實際上并非如此?！鞍鬃蟆彼枷氩⒉粌H僅發生在工業化發展比較充分的西方發達國家，或僅僅是白人精英價值，事實上它出現在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工業化國家，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現象級事物。如果說今天西方世界正在被“白左”思潮和“民粹”思潮的對立而撕裂，一些尚未達到充分工業化水平的中等國家，也在遭受同自身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因素和極端價值的困擾。

近期，我跟隨中國社科院團組赴南非考察，發現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南非亟待解決現代化、工業化和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瓶頸和挑戰，面臨諸如發展遲緩、高貧困率、高失業率以及國家債務居高不下等問題的嚴重困擾，2018年南非人均GDP僅為6500美元，接近十年前的水平，低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重高達55%（按照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1天1.9美元，非洲國家總體貧困率約41%），失業率25%，青年失業率更是高達47%。

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普遍感覺到南非的學者最關注的問題似乎并非貧困、發展問題，而是勞工權利、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網絡安全、無核化發展（事實上南非目前還沒有已建成核電站）等一系列后現代價值，這些價值幾乎毫無疑問超越了南非的發展階段。南非知識分子是受后殖民話理念和后現代化話語影響的一代，他們顯然過早接受了后工業化理念，這些超越發展階段的極端價值從長遠來看并不符合這個國家的利益，這個國家的思想文化系統有點“早熟”了。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和工業化進程，讓中國社會釋放出了極大的發展動能，也使整個國家的觀念體系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中國在高速工業化和劇烈的城鎮化過程中，總體上沒有產生超越發展階段和歷史條件的意識形態、思想觀念，國家沒有被極端價值和思潮所綁架，這是中國得享快速發展的制度優勢。但是仍應留意，隨著一系列條件的變化，中國的觀念形態和精神秩序，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改革開放數十年，也讓整個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歷了巨大的社會再組織化過程。我們傳統的城鄉分割體制、國有企業體制、單位體制，甚至市場的基本結構，都已經出現了系統性的變化。我們的城市化程度已經從1980年的18.2%發展到2018年的59.9%，我們城市就業總人口中的單位就業人口，也就是俗稱的體制內人員，現在只有14%。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了世界級的超級大都市集群，人口破千萬的城市翻倍增長。市場經濟的深度發展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對于整個社會的精神秩序和意識形態有著可觀的影響。

任何主流的思想觀念都有其特定的生產關系和生活方式的基礎。傳統儒教的生活倫理，主要依賴于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家庭這樣一種社會單元，群眾路線價值觀主要依賴于城鄉分割的體制和相對封閉的農村公社和單位為，西方自由民主和政治觀念，主要依賴于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體系和社會化組織形態。也就是說，我們整個社會的觀念體系或作為統治秩序支撐的意識形態，同一個社會的基本細胞構成和基本功能結構是高度吻合的。今天倡導的主流價值觀，也只能依賴于國家所控制的結構功能主義的組織架構和社會福利系統。

在現有的受互聯網經濟和新興技術驅動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下，還出現了巨量的社會復雜性問題，這也為極端價值、后工業化理念的擴散提供了土壤?！鞍鬃蟆币彩巧鐣碗s性問題在觀念世界的反映。

以我們賴以生活的家庭為例，現在有了外賣服務，每個家庭可能都不用做飯了，購物也可以靠網購解決。家庭的倫理關系，逐漸變成了經濟契約關系。甚至還有互聯網的性產業服務，將來可能會廣泛應用的人工智能聊天服務，以及更加智能的陪伴機器人，這些東西出來之后，實際上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家庭和配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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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象這些條件的變化，會造成原有社會功能主體的萎縮，其社會作用的逐漸萎縮，帶來的的無疑是社會精神結構的重組、新興價值體系的出現以及新型社會組織結構的出現。今天，網上的虛擬社區俱樂部層出不窮就很能說明這一點。香港的連登社區也是一個例子。在英國，有一個叫“All OUT”的全球性同性戀組織，可以在短短兩天內動員全球60多個國家的會員，組織6萬多人去到英國大使館請愿?？梢娺@種虛擬的新精神秩序帶來新的社會組織方式，實際上對傳統的政治權力形成了極大的壓力。

“白左”思想實際上就是某種極端去工業化思潮的反映，類似思想的危害不僅在于它可能超越發展階段，可能制造價值對立乃至激發民粹主義傾向，而且極端觀念的有組織化聚集，還可能穿越傳統社會組織形態（白左拒絕社會組織的功能性假設）和主權結構，對民族國家體系中的發展型政府的議程設置、資源配置和重大決策將形成無形但巨大的掣肘。

在中國，類似的價值理念也正借助于互聯網的新興技術手段，從傳統的社會生產體系和傳統的功能細胞中脫穎而出，引發關注。我自己覺得中國事實上要高度關注大城市集群崛起之后的后工業化問題和城市公眾的精神秩序問題。也許西方“白左”那種極端的表達形式不太可能在中國出現，但是我們仍然要關注到中國社會潛在的向后工業化轉變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