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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像總書記在上?？疾斓臅r候提出來的，大都市治理要用繡花針的精神，要用更包容的方式，實際上這反映的就是我們治理體系的變革，要能夠反映社會組織變革的特點，要能夠反映一個時代比較嶄新的社會精神氣質的變化。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我們還要意識到一個問題，就是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也是高風險發展階段。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如果考慮到它的這種要素的復雜性和階段性的特點，那么你就會意識到高質量發展階段也是這種矛盾多重復雜疊加的一個階段，而且它給予你社會管理和國家治理的時間和空間的壓力非常大。就像新冠疫情，就是一個例子，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引爆一個系統性的社會危機。

因為高質量發展階段，必然是要素高度流動，高度關聯。高度關聯就帶來一個結果，就是你一旦有一點風險，就有可能從一個局部蔓延到全體，甚至影響到整個體系運轉。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對于治理來說，我們可能要更多地提升風險的預測、預警能力，要能夠應對各種信息的不對稱和各種指數級的復雜性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越到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社會運行的人力資源、物力信息都是分布式部署的。計劃經濟時代，所有的東西都統在中央的大腦里，但是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分工越來越細，治理意義上的要素是在分布式的攤平。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危機一旦爆發的時候，就非常考驗你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可以有效調集這些分布的資源、力量。因為不是政府掌控一切，也不是某一個政府部門可以掌控一切，所以這就對于整個的國家治理體系應對危機的資源的調動能力、信息的整合能力、風險的預測監控能力要有非常強的掌控。

觀察者網：如您所說，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對政府的風險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戰。從制度因素考慮，您認為中國能成功戰勝疫情的關鍵在哪里？從應對突發事件的角度來看，還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樊鵬：先說第一個問題，這次疫情在初期是出現了一些混亂，這個是我們在總結這次疫情的經驗和教訓的時候能看到的，我們也毋庸諱言。但是，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在于說，在經歷了一個很短暫的混亂無序之后，很快進行了一次高效有序的反應。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情況呢？我覺得這里邊應該講有很多優勢。比如我們從宏觀上看，在中央地方關系上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哪些中央管，哪些地方管，這個應該說配合得很好，收放自如。因為發生重大危機的時候，地方更有信息優勢，該放權就得放權，但有些重要的事情，中央要做。

整個地方治理體系中間，我們也有比較好的做法。比如說中央把關口前移，不只在北京坐鎮指揮，國務院的協調小組，還有中央的決策機制都到了湖北武漢。這個時候就使得地方應對危機的這些機構、人力資源很好地形成了一盤棋。

另外，我們這一次也比較大規模地把社會專業力量用上了，這是中國在過去20多年時間里積累的社會力量。在98年抗洪救災、過去一些年的地震救災中，我們都能看到，但這一次規模更大。

中國實際上是國家社會雙輪驅動的一個公共危機的應對機制。我們的技術群體、國內的新技術企業，像騰訊、百度這些企業，不管是在信息的收集，還是物資的調配，甚至在對接國際資源方面，都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還有基層的社區管理，我們也做得不錯。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你要講一個最大的特點或者是關鍵的變量，我覺得這次中央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為我前幾天還跟韓國大使館的一個參贊座談，他就問：“中國的防疫為什么需要中央來做？你看我們首爾就交給了首爾市政府來做，國家基本上不管，也處理得不錯。”我說：“中國不行，因為中國太大了。它涉及到地域之間的這種復雜的高頻度的人口流動，還有我們的資源分布的不均衡，疫情爆發的多點式特征等等方面的挑戰?！?

中國一定要有中央政府在危機防控中的參與和干預。全國性防御戰略的制定是由中央做的，疫情期間不僅要控制疫情，還有很多次生災害要控制，你還要有生產，你不能不吃不喝，你還要有公共安全、物資的調動，各個方面，中央是少不了的。我們還要損有余而補不足，中央政府在關鍵的時候緊急調撥了10億資金給武漢。另外在很多環節上調撥物資，包括動用軍隊來援助湖北，這都是中央政府在發揮關鍵角色。

還有一個就是重要的人事布局和重要激勵機制的調整，比如說針對前期的一些情況果斷換班換成員，這都是中央通過它的人事組織制度進行果斷的出手。又比如說高強度的科研攻關，醫療物資的全國統一調度和確保綠色通道物資，中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疫情爆發的時候，各地會強化自保，甚至還出現了云南截留物資的一些情況。這樣的話，全國怎么樣打通一盤棋呢？所以，這些我就想著都是由中央出手解決的。

當然，疫情期間的經濟生產、輿情引導、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甚至還要對接國際上的一些需求，中央政府在這些方面也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我們在處理政治和科學的關系上還有一些值得檢討、改善的地方。比如說在信息的上報方面，我們還存在一些問題。還有，中央、地方的事權劃分不夠科學等等。另外我們還有一些信息孤島的問題，我們的預警能力還值得提升，也就是中間的各種信息成本還比較高。這背后，我覺得蘊含的問題就是怎樣更好地協調政治和專業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