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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很必要，因為中國的事情是我們的黨和政府負總責的，所以重大的決定必須由它來做。但另一方面，在這個決定過程中，怎么樣更好吸納專業力量、專業意見，使得科學的專業力量可以在關鍵的決策環節上發揮關鍵作用，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可能還是需要改善。

第二個就是在央地關系和政府層級間關系上，我覺得還有值得調整的地方。因為地方爆發疫情的時候，我們需要地方形成一盤棋。比如說我們要一位省委書記、一位市委書記，能夠統合所有部門、所有力量。

但是，我們過去這幾年改革比較強調集中統籌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指導干預。這是由我們改革發展的階段性特點決定的，我們現在不是單打獨斗，我們需要從總體上應對問題，強化問題導向、目標導向。

凡事我們要辯證統一地看，這樣的安排有好處，但也造成了問題。也就是，地方的一個機構、一個部門，要同時對上負責，還要同時對地方負責。如果地方應急的時候出現了很多命令，他就要考慮這個命令，是不是跟我上面的要求打架，他就容易配合銜接不起來。

我們在武漢疫情初期的時候，就看到了這樣的情況。比如說建方艙醫院的時候，很多拖拉機進不去，因為交通部門不放行。一開始，磨合的制度成本很高。因為中國是一個條塊分割的體制，實際上這種體制在應對危機的時候是要付出制度成本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研究一下常態情況下怎么管理，以及非常態情況下，上面的權力是否可以向地方讓渡。比如說，《緊急狀態法》啟動之后，我是不是可以不按照上級的要求，而主要是圍繞地方的疫情防控的要求來做事。我覺得這個是中國比較值得改善、值得思考的一個地方，也就是說在處理中心化決策和處理分布式管理、臨機決策之間，中國體制的這種效能還可以再優化一下。

我覺得如果再加一點的話，就是基層治理問題。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強化基層能力建設，甚至在街道社區層面，全國各地都進行了很多探索。目的實際上就是增強基層的社會治理能力，創新基層的社會治理方式，讓基層的能力能夠得到盤活。

這次疫情總體上看，我們基層的管理是有效的，但是也暴露一些問題。我們的基層在處理一些問題上法制資源不足，很多手段都是我們臨機性選擇的，它的法制依托不足。比如說，我要用什么方式管理這個社區，怎么在法治軌道上管，而能夠不侵犯居民的一些權力？我覺得可以利用這次疫情來補齊短板。

我們基層還暴露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專業化防控能力是不足的。在武漢疫情最兇猛的時期，社區承擔了巨量的工作，但是他沒有專業化的力量配備。比如說這些發燒的病人到他這兒之后，怎么樣很好地分流？他沒有辦法判斷，但是我們又沒有辦法讓很多的醫生下到基層。所以圍繞重大風險的防范，強化基層的管理能力以及增強一些基層的專業化配備，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必要的。

觀察者網：最近，您在媒體發文提到，相對于當前的形勢與任務，我國的治理還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從大的方面來講，地方在執行改革的時候，需要講究條件、火候，“避免四面出擊”。近期在基層調研中，您是否也看到過一些問題？

樊鵬：現在我們的治理應該說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中央層面的改革，包括我們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包括我們的修改憲法，這些都為我們國家治理打下了一個很好的政治基礎。比如說國家機構改革，黨政軍群的橫穿縱貫，就使得過去曾出現的治理體系中的短期化、碎片化現象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這些也使得我們整個治理體系中的制度資源能夠比較好地圍繞問題統合起來。例如，治理宗教問題，很多機構都可以更好地協調；市場監管方面，我們通過幾個部門整合得到了很好的制度整合效應。

另一方面，我們自上而下的這種統籌推進改革的能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黨的全面領導權、中央的謀篇布局能力、重大部署的落實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增強。應該說，適應現階段的發展需要。這些改革的措施以及我們整個治理體系的運行，總體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

但是即使這樣，就像總書記在四中全會說明里邊也提到說，我們的治理還是不完善的，還存在問題，我們還需要與時俱進地去改善。我覺得，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理解現在治理上值得關注的一些現象。

我們現在的改革比較強調頂層設計跟統籌改革，這些都沒問題，中央實際上是有一個總體設計，但是到地方，你還要根據地方的情況把這個方案要細化、具體化。根據我們的事情、政情、國情、地情來設計。但是現在地方有些改革，實際上不太講究改革的條件，也不太管這個時機有沒有到，資源是不是配套，就開始推行。

我自己觀察有些改革步伐有點過快，有一些“四面出擊”、“一味追求大而全”的情況在里邊。這種情況就造成改革和治理很容易一刀切，因為上面布置要做，那我這件事情就要全面落實。有時候會不講條件，不計成本。

這樣的話，一些政策可能容易超出地方行政的承載能力，或者超出地方制度為落實政策所支付的成本。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還有一個，現在因為比較多強調“整體推動”，這也帶來一些單純追求治理形式的情況。比如說，我們的“全覆蓋”、“網格化”容易造成對于治理需求多樣性的忽略。

我們看到某些省份在推動優化鄉村、村莊布局，推動農民城社區化改造的一些政策上，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種比較大而化之的政策，沒有細分，沒有深耕細作，結果帶來的是一種比較低質量的全覆蓋。

還有一點，就是在一些改革中間沒有注意到治理的聯動性。中國的一個制度優勢實際上是“十個手指彈鋼琴”。你不能說，你這件事比別人都重要，大家都得按照你這件事的規則來做。

實際上中國過去叫“九龍治水”。“九龍治水”原來都是外媒，或者是一些其他媒體評論我們制度劣勢的。但實際上我覺得“九龍治水”，一定程度上是個優勢。為什么？因為圍繞重大的決策、治理的任務，大家都坐下來談。同樣一件事情，有很多部門負責，交代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