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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向

國內外形勢的巨變必將對我們黨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針對新形勢與新任務，治理的理念和方式可能也要因時而動。

第一，信心重要，危機感更重要。

第二，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全黨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這個精神體現了黨中央時刻保持歷史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時刻為黨興黨的責任擔當。

我們都知道機遇和信心很重要，如果沒有信心，其他也就沒必要說了。但是，整個社會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總體是不夠的，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代人中，年輕一代的憂患意識和有可能“過緊日子”的思想準備是不足的。80后以來的新生代確實沒有那么強的危機意識。以我這個80后為例，10年前中國的最高決策者就曾公開提出我們80后沒有“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挫折的親身經歷,更年輕一些的干部甚至沒有改革開放初期的工作經歷，更是缺乏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和艱苦復雜環境的考驗,我們確實在危機感方面有點“先天不足”。

信心不是決定性的，有信心也不一定會更好，而如果自己做不好，則一定不會更好。有信心的前提，是首先要求自己做好。原來我們習慣了全球化的趨勢，習慣了“接軌”帶來的生活紅利，但如今英國的部分學者企圖重回霍布斯式的自我保護的國家能力，恢復英式古典自由主義，不再相信奧地利經濟學派用增長掩蓋一切的理論，也不再相信歐盟建制派精英用道德表述和政治正確來掩蓋一切。

中國成了全球范圍內幾乎唯一的全球化、自由化的受益者，成為唯一有健全的工業化體系和自我保護能力的霍布斯式國家，而這個結果的獲得同其他西方工業體系之間被誤讀為某種零和的關系。所以中國在這種形勢下，想繼續享受原有的制度紅利，想在過去的全球化話語底下繼續“悶聲大發財”，是很困難的。我們從外部獲取發展動能的預期持續降低，這種情況至少還要持續幾年，這是個基本判斷。我們每天都要思考“行百里路半九十”的問題，每天都要假想各種危機場景，自我警醒，自我激勵。

第二，堅持“惠而不費”“威而不猛”。

今天面對復雜變化的大局，黨和國家治理的重心除了講效率，還要講效能，效能必須兼顧效率與成本，要牢固樹立治理的成本意識，要清晰意識到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的，這方面沒有成本，一定在另外一些方面或以另外的形式支付成本。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傳統中國講究“大道至簡”“惠而不費”“威而不猛”的哲學，孔子告誡君子要給百姓以恩惠而自已也要把控制損耗，要在施政中展示威嚴但并不表露權力兇猛的一面。

從傳統治理實踐來看，中國的歷史傳統往往善于在國家財稅汲取能力不高的情況下，以較低的政治成本和社會成本解決廣泛的治理問題。這些哲學思想和治理傳統，對于思考“高效能治理”的概念、克服治理實踐中的弊端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第三，避免“四面出擊”，集中優勢力量落實重大部署致力攻堅破難。

任何改革和治理都要有戰略重點、優先順序和主攻方向，如果政策設計過于繁重繁雜，層層加碼后落到基層，必然帶來“多任務”管理體系的通病，即在時間、人力和資源相對有限的條件下，執行層無暇聚焦核心力量落實核心任務，多任務管理變成了胡亂應付，最終造成改革部署難以落實。

歷史經驗顯示，越有發展壓力，越要保持改革定力，越要樹立制度成本和資源成本意識，在治理中要避免四面出擊，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1950年6月，新成立的共和國還面臨許多困難，針對當時外部帝國主義封鎖、內部階級斗爭加劇以及各方面困難日趨顯現的情況，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提出了“不要四面出擊”的戰略方針，他提出面對復雜形勢不能目標太多、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以便于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面進攻。同時針對當時社會領域的改革，毛澤東提出改革不能急躁，條件不成熟不能改革的策略。這一方針作為當時政治方面采取的戰略策略方針，在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好轉、穩定社會大局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事實上在今天一些地區的改革中，就很好堅持了這樣的方針策略，以脫貧工作為例，2020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一些地區貫徹落實黨中央部署，把脫貧攻堅當成最后的堡壘，集中優勢力量,一鼓作氣,攻堅克難,確保全面完成脫貧目標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