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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馮紹雷】

全球轉型進程與作為大國的俄羅斯之間的復雜互動，難以僅靠人們耳熟能詳的既有范疇來輕松如意地加以解釋。換言之，為能夠有效進行分析與詮釋，需要首先來討論一些學術范疇、工具與理論問題，而不是按照所謂“政治正確”的需要，把事實與理論概念簡單地加以嫁接。本文主要討論當代俄羅斯外交的主體、觀念、結構與周期所涉及的范疇與理論觀點問題，為當代俄羅斯與大國關系的闡述提供一個初步鋪墊。

一、有關俄羅斯外交主體的爭論

俄羅斯外交主體的問題，主要是指俄羅斯究竟是以怎樣的一種國家身份、帶有怎樣的體制特征，以及處于怎樣一種特定歷史地位在與外部世界進行互動。討論身份政治的好處，是可以通過歸類，讓每個國家對號入座，各得其所，然后確定其與整個國際體系之間帶有很大動態性的相互關系。但是其中一個還未被充分研究的問題是，幾乎所有這些概念與范疇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為構建，難免帶上各不相同的時代特征、利益背景和意識形態的烙印，從而使得這些概念本身就有無盡的爭論。雖然幾乎所有這些爭執都遠無定論，然而這畢竟使我們有了一個較為廣譜的思考空間，便于在“后真相”“后事實”時代的撲朔迷離中去探究真諦。這里所選擇、介紹與分析的，是比較能夠體現俄羅斯外交特質的有關主體與身份的若干爭論。

葉利欽（左）與戈爾巴喬夫，圖自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一）俄羅斯是“地區國家”和“冷戰失敗者”嗎？

蘇聯解體之后，在有關俄羅斯國際地位的爭論中，有兩種說法盛行一時。其一，認為俄羅斯已從世界大國地位迅速淪為“地區國家”；其二，與這一范疇相關的流傳更為廣泛的說法，認為俄羅斯是一個“冷戰的失敗者”。

1. 俄羅斯僅僅是一個“地區國家”嗎？

2008年奧巴馬執政后，為推行美俄關系“重啟”，無論對俄羅斯的內政還是外交，都一度表現出十分容忍。“美國政府數年來第一次幾乎沒有對俄羅斯的國內政體進行公開指責，也沒有把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義務與俄羅斯的民主缺陷關聯起來”。[1]但2013年底烏克蘭危機發生后，特別是當危機進入2014年3月18日克里米亞被納入俄羅斯的高峰階段，美國政要忍不住了。一周后的3月25日，奧巴馬在海牙核峰會后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俄羅斯不過是一個威脅近鄰的區域性國家，這并非是由于其強大，而恰恰是因為它的虛弱。”[2]把俄羅斯稱作“地區性國家”這一明顯對俄貶抑、藐視的說法，不但一改“重啟”以來奧巴馬本人對俄立場的謹慎態度，而且半年后，奧巴馬進一步稱俄羅斯是與“埃博拉”“伊斯蘭國（IS）”并列的“當今世界三大威脅”之一[3]，并決定把俄羅斯逐出G7。對照2006年德國還曾專門將G7主席國的位置讓給俄羅斯，奧巴馬上述的這一說法，后來招致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的嚴肅批評。[4]也如美國駐蘇聯最后一任大使馬特洛克在2014年瓦爾代會議講演時所直言，是由于美國的傲慢才導致了莫斯科的非常反應。[5]

俄羅斯究竟是一個地區性大國，還是依然有著全球影響力的大國？當代俄羅斯當然不可能再是像蘇聯那樣與美國平起平坐的世界超級大國。但是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所做的2020年“世界最強實力國家”（Theworld’s most powerful countries）排行榜統計，美國第一位，中國第二位，俄羅斯居第三位。[6]而據丹佛大學弗雷德里克·S.帕迪國際未來中心（Frederick S. Pardee Center forInternational Futures）2020年7月發布的國家實力分析模型，以及蘭德公司2020年度報告《測量大國：大國周期與21世紀大國戰爭的風險》中關于2040年前大國排行榜的評估，美國排名第一，中國第二，印度第三，俄羅斯第四。[7]顯然，在俄羅斯被“降格”為“地區國家”的問題上，各方認知有很大差距。2008年后，從國際金融危機一直到烏克蘭危機后西方的連續制裁，對俄羅斯新的實力與地位構成了巨大傷害。甚至當2020年白俄羅斯、納卡地區、吉爾吉斯斯坦等歐亞地區出現動蕩時，有輿論認為：俄羅斯主導的歐亞原蘇聯區域模式已經“終結”。然而，在俄羅斯周邊形勢動蕩的同時，人們卻又看到了俄羅斯在東亞、北極、拉美和中東等世界各地的全面伸展。

總之，俄羅斯影響全球的戰略力量、能源資源領域雖有限但依然優長的潛能、在全球議程問題上的豐厚經驗積累、以及遼闊疆域和獨特地理位置所造就的橫跨全球的輻射力，是否都已遠遠超出了作為“地區國家”的水平？無論西方和其他國家對此存有多少爭議，至少俄羅斯人自己是充滿自信的。在他們看來：俄羅斯依然是一個并非處處領先、但毫無疑問是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這也是它得以繼續伸展和抗爭的認知基礎之所在。

從實踐看，無論從地緣政治還是從世界歷史的觀點來看，如果僅將俄羅斯定位成一個地區國家，大國尊嚴的挫傷感必將使其難以再回歸俄羅斯與西方熱絡相處的年代。另外，不僅奧巴馬本人提出了這樣一個貶抑俄羅斯的官方判斷，實際上，這一判斷多半還來自美國國內那些帶著“專家”頭銜、而實際上對俄羅斯認知膚淺的“精英”們的解讀。資深專家凱瑟琳·司多妮認為，美國傳統觀點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嚴重低估普京手中所擁有的牌的價值”。特別是像麥凱恩這樣的強硬派，稱俄羅斯不過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加油站”，認為“冷戰后的俄羅斯衰落、過時”。[8]用美國真正的老資格俄羅斯問題專家、曾在白宮工作多年、同時是喬治城大學著名教授的安琪拉·斯登特的話來說，這些現今在白宮主持工作、然而并沒有對俄羅斯問題真正下過苦功的年輕人，他們專業知識的缺乏，才是美國決策的關鍵問題所在。這是美國學術界和決策界一個非常致命的“社會學問題”。[9]

克里米亞公投支持回歸俄羅斯 圖自路透社

客觀地說，俄羅斯聯邦是作為蘇聯法定繼承國而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這意味著，一方面俄羅斯與解體后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其他原蘇聯國家一樣，都是獨立平等的國際主體；但是另一方面，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俄羅斯又凸顯出不同于一般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地位與影響力狀況。其一，經過國際協商，俄羅斯獨自承擔了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大量戰略核武器的儲存與監管，這意味著俄羅斯依然是一個具有法律地位、與西方就戰略核武器進行對等談判與合作、同時也有實力對西方進行反制的核大國。其二，俄羅斯作為蘇聯國際地位的法定繼承國，擁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這不僅表明了從蘇聯到俄羅斯的世界大國地位的延續性，而且這是以和平方式實現國際體制演進的一個重要標志。其三，俄羅斯是一系列重要地區組織（如集安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上合組織等）的發起者和推動者，也是一系列相關多邊活動（如多次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等）的主持者，這說明仍然需要俄羅斯承擔一定的處理原蘇聯地區國家間事務的責任。其四，作為蘇聯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最大的承載者與后繼者，俄羅斯維系著這一遺產，與世界各地保持著遠超過一般原蘇聯國家的傳統關系。

事實上，在美俄關系“重啟”的過程中，正是因為奧巴馬總統曾把俄羅斯當作一個全球大國來看待，一系列重要協議才得以達成；而一旦低估其實力，藐視其存在，勢必會引發動蕩。如安琪拉·斯登特所言：“許多俄羅斯人認為，對于蘇聯解體后那種創傷和動蕩的影響程度，美國一直都沒有理解。事后看來，我們可以指出，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從國家掌控經濟演變到準市場經濟這一重轉換的過程中，取得了無可置疑的進步。克林頓政府將俄羅斯鄰國的非核化、市場經濟起步、實現差額選舉、擁有更大的言論自由，以及確保俄羅斯在巴爾干地區與美方合作，都視為其成就的一部分。然而，在新的歐洲-大西洋安全架構中，美國卻無法給俄羅斯提供一個有意義的角色——或者說，無法給俄羅斯提供一種利益。”[10]

苦于20世紀90年代的實力不彰，俄羅斯無法在當時與美國公開叫板或者抗衡。經過“十年黃金時段”之后，俄羅斯國力有所復蘇，特別是在普京威望抬升的背景之下，就很難再接受西方這一類的輕蔑貶損之詞了。[11]相反，“如今的莫斯科卻把美國看成是一個正在衰落下去的大國”。[12]

2. 俄羅斯究竟是不是冷戰的“失敗者”？

俄羅斯究竟是一個“冷戰失敗者”，只能接受西方在其原有勢力范圍內的不斷擴張，還是如西方領導人在諸多公開言論中所宣稱，同時也被俄羅斯所接受的觀念：冷戰無敗者？這兩種不同的判斷，會形成兩種不同的戰略；兩種不同的話語，也會產生兩種不同的身份認同。

沒人能夠否認，冷戰結束過程中戈爾巴喬夫主動退卻讓步，以及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綜合國力急劇萎縮的事實。包括葉利欽政治顧問格·薩塔羅夫在回憶錄中也既含蓄但又明白地承認：“許多國家的外交政策中已沒有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對世界領導地位的追求，日趨明顯地出現了無條件向‘冷戰’勝利者投降，什么也不追求的傾向。”[13]實際上，從筆者多年來與西方精英交往的感受來說，大多數人盡管會在場面上做出“冷戰無敗者”這樣的宣示，但實際上，美國的戰略決策依據，都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的：蘇聯已經解體，俄羅斯已然衰落，已經不是當年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了；因此，俄羅斯沒有資格和美國坐到一張桌子上來平等對話，也沒有權利和美國討價還價。這是美國，乃至于整個西方“深層話語”的基本心態。“9·11事件”以后，普京全力支持反恐，高舉回歸歐洲大旗，不光要求加入歐盟，而且希望加入北約。但是，歐美對此卻全然不放在眼里，更多將之視為俄羅斯的示弱。從美國堅持北約東擴、2002年決意退出反導談判進程等舉措來看，大體上，就是因為有著這樣一個深層心理背景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