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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專家相蘭欣教授在200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論及當時正處于轉型中的俄羅斯外交主體的屬性問題，明確提出：“既然俄帝國由于蘇聯的解體已正式結束，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欲重振帝國舊夢是不現實的。當然，從過去十年的歷史經驗來看，俄羅斯轉型確實經歷了一個極其痛苦的過程。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俄外交從帝國式走向大國——民族國家式的轉型已大致完成……”[21]然而，人們發現，即使蘇聯解體，俄羅斯精英仍念念不忘地從“帝國”范式獲取借鑒。尤其是，當俄羅斯推行歐美傳統的民族國家建構的實踐時，至少受到兩方面的挑戰：一是，新獨立的民族國家迫切希望加入北約與歐盟的政治選擇，嚴重削弱了俄羅斯與原蘇聯國家的傳統聯系，深刻影響地區穩定；二是俄羅斯聯邦在構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本身也面臨著分離主義的嚴重威脅。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大凡希望脫離俄羅斯，或者希望從聯邦中央獲得更多權益的聯邦主體，都曾經以“民族國家”范式作為與聯邦中央進行博弈的工具。特別是在21世紀地區危機接連爆發的情況下，從帝國治理模式中尋找借鑒，已成為俄羅斯精英公開討論的一個話題。

在烏克蘭危機發生五周年之際，俄羅斯最有影響的國際政治研究刊物《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曾經專門組織了一場重要討論。在這場討論中，俄羅斯學者與國際學者一方面尖銳地批評歐洲同行在20世紀中葉摧毀了自身的帝國模式之后，并沒能真正成為民族國家，但是又快速轉入“一體化”進程，并在冷戰終結后的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最初幾年走向頂峰；然而，又在這樣短暫的“一體化”高潮之后迅速墜入內部動蕩。這場討論對此提供了新的詮釋，認為這一曲折變化的實質在于：人為地、主觀臆斷地構建了過去的“帝國”、現代的“民族國家”、面向未來的“一體化”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而這也導致了歐盟地區國家今天的混亂局面。這場討論在另一方面又提出：既不愿意、也無法加入歐洲“一體化”的俄羅斯，雖不能重回帝國，但也成不了歐洲式憲政與市民社會傳統基礎上的“民族國家”，于是就需要在當代條件下對帝國遺產提出重新解釋，以求運用傳統治理機制的積累來擺脫“國家建構”和地區沖突的困境。[22]值得關注的是，這場討論不僅把國家內部構建與對外關系相互聯系起來，而且關注從歷史經緯的視野，來評判當代國際政治的進程。相比較于把“帝國”“民族國家”“一體化”這些概念的簡單搬用、就事論事，或者停留于意識形態宣傳的做法，這場討論的語境似乎更接近于當代國際事務多元化進程中的復雜現實。

烏克蘭危機 圖自俄羅斯衛星社

2. 危機深化中的民族主義因素

人們對于習以為常的通用觀念的反思，首先是從以下這一問題開始的：民族國家構建的范式是否帶來了后蘇聯地區的局勢穩定呢？看來，事實比任何理論假設都要來得更為殘酷。艾瑞卡·哈里斯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作為兩個尚在構建中的后共產主義民族國家（post-communist nationalizing states）之間的沖突，往往被太多地從地緣政治角度來加以詮釋，而實際上應該轉向揭示民族主義和種族因素在危機中所起的作用。艾瑞卡·哈里斯的觀點是，一方面，歷史記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事件——被人為地玩弄了，歷史形成的社會分裂被投射至當代沖突。例如，早已被揭露和批判的烏克蘭西部地區曾對納粹勢力的依附，現在卻被描繪成對俄羅斯的抗拒；戰爭時代“為獨立而戰的戰士們”，被描述成蘇聯時期一直在犧牲和遭受逮捕的民族發展歷史敘事的主角。而另一方面，在后共產主義的背景下，語言認同成為種族的代表，并越來越被政治化。在各不相讓的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語言認同被利用、被扭曲、被簡單地視為一種政治立場。按照艾瑞卡·哈里斯的理解，當下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沖突基本上是一個互動過程，其中的每一方都要通過對方才能對自己進行重新梳理和民族國家定位。當烏克蘭在俄羅斯勢力范圍內努力尋得解脫的時候，俄羅斯則致力于重新構建傳統的敘事關系。艾瑞卡·哈里斯在這里討論的爭議性歷史記憶的民族主義詮釋（包括政治化的種族、被大肆宣揚的語言差異等），被證明的確是在沖突中發揮了作用。實際上，這場沖突是一場“角色的戰爭”，因為種族、語言、傳統這些要素促使各民族國家在建構過程中重新確定著各自的身份，而這足以使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沖突升級。[23]

一些學者認為，民族國家的敘事模式不僅不合用于解決烏克蘭危機，也尤其不合用于危機中的俄羅斯：其一，歷史上的俄羅斯雖然努力學習西方，但并不存在西歐式的市民社會基礎，而是有著宏大帝國的傳統；其二，20世紀70年處于對抗性條件之下的高度集權和計劃經濟階段，更是遠離民族國家建構的范式；其三，在當代條件下，無論從內部還是外部來說，也很難簡單地模仿歐美式的民族國家建構，反倒是有可能更多接受來自帝國輝煌拓展時期的遺產，來加強作為一個大國建設的體制上和思想精神上的基礎。

總之，危機披露了一個重要信息：一度被認為是冷戰終結后從帝國向民族國家演化的“正常化”的路徑，現在卻成為歐亞地區危機深化的緣由。

3. 帝國雖已離去，民族國家則姍姍來遲

烏克蘭危機之后，俄羅斯出現了兩種顯著的回歸傳統的趨向。其一，2018年，也即烏克蘭危機發生近五年之際，《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這份重要刊物發表了兩篇站在帝國研究立場上來觀察這場危機后果的文章。一是“沒有烏克蘭的俄羅斯：大敘事的轉型”，作者安德烈·捷斯利亞這樣寫道，“為了回答有關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身份認同問題，非常有必要先搞清楚：烏克蘭歷史敘事的兩種基本模式。”烏克蘭歷史敘事的“‘短’模式見之于1810年代末至1820年代初問世的《俄國人的歷史》和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1817-1885）的著述，后者將烏克蘭的歷史追溯到16世紀，并在很大程度上與哥薩克的歷史聯系起來。另一個古老的版本，則可以追溯到弗拉基米爾·安東諾維奇（1834-1908）及其學生米哈伊爾·格魯舍夫斯基（1866-1934）的時代，這一版本中的‘標準’與俄羅斯歷史‘通常’的模式相矛盾。”[24]捷斯利亞的觀點是，第一種“短”模式的特點，雖缺乏歷史深度，但它與俄羅斯的歷史敘事模式很少沖突。該模式中的烏克蘭歷史似乎就只是編年體歷史，聚焦于最近幾百年的事件，且也主要集中在第聶伯河流域地區。這一模式提供了宗教與民族認同的相互聯系，因為它把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起義描述成為國家歷史上的關鍵事件，并將其解釋為一種為信仰而戰的“宗教戰爭”。這一模式并沒有讓烏克蘭歷史上的關鍵事件與原有的大俄羅斯敘事相抗衡。而莫斯科國君強調的正是歷史和信仰的統一。另外一種“短”模式，卻強調希臘天主教與東正教的信仰差異，特別是在加利西亞等地區。這就與一系列有關俄羅斯“統一性”的概念發生了直接矛盾。而“長”模式解決了一些問題，其所保障的是烏克蘭敘事中的民族主義運動偏好，“哥薩克”的故事在這一歷史敘事框架中就成了烏克蘭民族復興的基礎，基輔羅斯的歷史按照構建烏克蘭“黃金時代”的要求被塑造成“回歸歷史的時刻”。換句話說，只需要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將所有現成的象征物一一對號入座就可以了。因此，捷斯利亞總結道：烏克蘭歷史中的“短時段”和“長時段”模式，是對于帝國歷史框架很不一樣的兩種立場。前一種立場允許無痛“包容”，而另一種立場則正好相反，對俄羅斯帝國歷史敘事加以堅決反對。

2014年，烏克蘭最大的列寧像被激進分子推倒。圖自AP

面對歷史敘事中的鮮明對立，捷斯利亞頗為傷感地提出：“作為俄羅斯的自我書寫和自我理解，是否需要和不可避免地把描述烏克蘭的敘事作為前提？俄羅斯能不能在沒有烏克蘭的背景下進行思考？鑒于上述歷史回顧，帝國框架并不認為烏克蘭是必需的組成部分。此外，帝國結構本質上是動態的，沒有任何領土或民族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帝國是存在于譜系移動之中的）。在烏克蘭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兩種版本中，俄羅斯并不是作為實體要素，而是作為‘敵人’存在的。烏克蘭歷史敘事是將俄羅斯作為敵人來構建自己的國家整體敘事的。”[25]捷斯利亞得出的結論是，“俄羅斯身份問題方面的表現則不同，它有能力徹底重建帝國的敘事，提供一個不同版本的帝國歷史，它來自于現實邏輯，而不是過去某一歷史共同體的邏輯……有必要從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分離出某種關于俄羅斯的、有獨特邏輯的敘事。”[26]看來，經過危機后多年的折騰，一部分俄羅斯精英已沒有太多耐心與烏克蘭在傳統的同一敘事框架下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