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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和平理論”能站得住腳嗎？

在有關烏克蘭危機的國際輿論和爭辯中，一個常見的判斷是，似乎一個不夠“民主的”烏克蘭只要加入“民主的”歐盟，就能夠避免目前的危機和沖突，就能夠維持當地的和平與穩定。這是歐盟和烏克蘭一部分政治家的基本構想。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以及2013年一整年烏克蘭為加入歐盟的忙碌，基本上也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展開的。這就涉及一個更為普遍的命題：被奉為國際關系基本理念的“民主和平理論”，其大意是凡民主政體就能夠建立和維持相互之間的和平，避免相互戰爭。這個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中未經充分證明、卻流行多年的說法，一般認為來源康德寫于1795年的《論永久和平》這篇長文。

需要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就康德《論永久和平》所提出的表述而言，他強調的實現和平的關鍵之點，恰恰傾向于“共和制”，而非一般傳說中的“民主制”。在這篇重要的文章中，康德還著意將“共和制”本身與“民主制”相區別。康德的《論永久和平》中直接相關的要點大體包括：第一，永久和平的保障在于有一部保障和平的憲法；第二，永久和平的保障并非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因為“共和憲法除了其來源的純粹性（即來自法權的概念之純粹根源）之外，還有指望達到所期望的結果，即永久和平”；第三，“共和主義是‘將（政府的）行政權與立法權分開’的政治原則”[43]；第四，關于為什么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才是和平保障的問題，康德認為，“民主政體（依此詞的本義而言）的形式必然是一種獨裁制；因為它建立一種行政權，使全體針對個人、甚至可能忤逆個人（因而未得到他的同意）而作決定，也就是說，不成其為全體的全體作決定。這是共同意志之自相矛盾，也是它與自由之間的矛盾。”[44]

康德《論永久的和平》

康德的本意恰恰是，被稱為“民主政體”的政治形式存在著透過暴力以達成憲法的可能性，因而其對內、對外表現可能與和平的目標相悖。康德的思想與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所表達的思想異曲同工。在麥迪遜看來，“共和政體之所以優于純粹的民主政體，主要在于它能緩解黨爭帶來的惡果”。[45]因此，盡管民主與專制問題可以影響當今國際政治，但不構成僅僅以“民主”來決定是否和平的基本理由。何況，類似烏克蘭的這一類“民主政體”，自身還有著大量無法與基本民主要求相吻合之處，大大增加了內部和外部的各派政治力量實現和解的困難。進一步言之，無論是“顏色革命”、格魯吉亞與俄羅斯“五日戰爭”、科索沃沖突、伊拉克戰爭、烏克蘭沖突本身的動因、過程，還是其外部環境，都充滿了各種復雜因素，遠遠超出“民主抵抗專制”的簡單化命題。

簡言之，轉型中國家理當為推動真正民主制度及其外部關系的理性構建，進行認真嘗試。民主體制當然可以、也應當為和平的國際秩序做出貢獻。但是，不能以被大大簡單化了的所謂“民主與專制對抗”的命題來看待烏克蘭危機，更不能用這一類似是而非的教條，來曲解當今全球轉型國家危機豐富而復雜的含義。

（四）來自國際關系史和當下的兩個見證

有兩個問題值得在這里作進一步的討論。第一，在國際關系史上，作為意識形態原則的民主范疇，究竟多大程度上曾經在民族國家體系內得到推廣？布達佩斯中歐大學教授、俄羅斯與東歐歷史學家阿里克謝·米勒曾作過這樣的分析：首先，18-19世紀，英法帝國在附屬國內形成了一些民族國家，英法向這些民族國家的民主輸出，借助于帝國“硬實力”和“軟實力”。如拿破侖法典的輸出，不僅僅是因為人權宣言思想的魅力，“還借助于近衛軍的軍刀”。其次，19世紀下半期至一戰之前，歐洲議會民主的維系，借助于君主制和皇室（如奧地利）；同時期的拿破侖三世和俾斯麥時期普魯士的議會制度，則毫無疑問借助于“波拿巴主義”的強權。然后，一戰到二戰期間，歐洲新生的民主政體更多靠威權主義支撐。再次，在冷戰的背景下，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土耳其等歐洲外圍國家推行民主，靠的是在主要民主國家建立起來的北約、歐共體等具有強制性的機制，充當“外部穩定器的角色”。同理，冷戰結束后，前共產主義國家在推行民主體制時存在大量問題與缺陷，同樣依靠了這樣的“外部穩定器”才站穩腳跟。最后，21世紀一波又一波并不成功的“顏色革命”證明，只有當這些國家本身被納入“外部穩定器”支持下的西方體制內部時，才有可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甚至，2000年美國大選中艾伯特·戈爾與喬治·W.布什兩位候選人關于選票的爭端，最后都是由民主制度本身之外的力量——高層內部協調——介入，才得以解決的。阿里克謝·米勒教授通過民族國家體系內民主發展的歷史研究證明：如果不是依靠來自外部的強權、暴力、抑或古老傳統（如皇室權威）、精英內部調節，民主難以被維持和推廣。換言之，如果僅僅是以民主范疇為依據，很難用來作為劃分國際關系主體性質的標準。[46]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正是以蘇聯解體為基礎

另外一個重要的背景是，美國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現實主義各派之間，當下正就自由主義霸權的前景展開熱烈辯論。與上述爭論關系密切的一個論戰命題是：國際政治中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崇尚權力均衡的現實主義，究竟何者起著更為根本性的作用？

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現實主義相互之間的爭論，是冷戰終結、蘇聯解體以來國際政治領域貫穿始終的一場重大爭論。這場爭論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發表的“歷史的終結”長文，該文認為自由主義在20世紀上半葉打敗了法西斯主義，在20世紀下半葉又“打敗”了共產主義，如今已不存在可行的替代選擇。世界最終將完全由自由民主國家組成。[47]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以普林斯頓大學約翰·艾肯伯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戴維·赫爾德等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主張要改變“民主政治與國際關系兩者之間，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理論上均鮮有聯系”[48]的現狀，提倡國內奉行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要將盡可能多的國家轉變成像自己一樣的民主國家，同時促進開放的國際經濟，建立國際制度”。[49]他們提出了系統而完整的關于建立“世界主義民主模式”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論述。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乃至烏克蘭危機等事件之后，面對新興國家的迅速崛起，該流派依然對構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持有信心。

對于上述這一派別持有極其強勁批判態度的人不是來自別處，恰恰來自美國本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海默。第一，米爾斯海默是從國際力量結構不斷變化的角度，來看待大國與意識形態相互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在單極世界，像美國這樣的“單極國家可以無拘無束地采取一種主要基于意識形態考慮的外交政策，因為它不必與一個大國展開安全競爭。”但當“中國和俄羅斯再次進入大國行列，推動國際秩序從單極轉向多極。一旦如此，大國政治就重新回歸，意味著美國不再能夠無拘無束地追求自由主義霸權，而必須按照均勢的邏輯行事。”第二，米爾斯海默認為：在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現實主義這三大思想原則中，“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幾乎總是壓倒自由主義。我們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被這兩種強大的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所塑造。”[50]在米爾斯海默看來，自由主義所依賴的兩個前提——個體理性和個人權利——忽視了人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存在。在無政府主義邏輯主導的國際社會中，個人分屬于不同的民族國家，由此導致個體理性和個人權利的實現都高度受制于民族國家體系。民族主義、現實主義為國際體制運行所提供的支持遠遠強于自由主義。表面上看，米爾斯海默發起了對美國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重重一擊，但實際上，他對于在一個多極化世界中，是否有足夠理由使用“民主”“自由主義”一類意識形態概念來區分不同的外交行為者，提出了尖銳的挑戰。

盡管，所有這些有關民主、自由、專制、威權的爭論，并不全都發生在俄羅斯，但是俄羅斯卻始終成為這些爭論中的主題。上述有關俄羅斯外交的主體、身份之爭還遠未窮盡。甚至越到晚近，有關俄羅斯身份譜系的爭議看來越趨熱烈。比如，21世紀以來有關俄羅斯外交最經常被提到的話題，乃是俄羅斯是否是現行國際體制的修正主義者？或者，俄羅斯是否是當代西方體制的最大挑戰者？諸如此類。看來，擺在當代國際關系學界面前一個分量不輕的責任，乃是需要重新梳理作為世界大國的俄羅斯的主體身份，以及意識形態觀念對當代國際進程的復雜影響。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