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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以來，科索沃沖突、“9·11事件”、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北約歐盟同時東擴、歐亞地區“顏色革命”、格魯吉亞危機、2008年金融風暴、美俄關系短暫“重啟”失敗、“阿拉伯之春”等一連串國際波動，直接影響俄羅斯的穩定。當普京決心重新參加總統競選時，“面向東方”已經成為其深思熟慮的一個戰略選擇。普京在2012年經過激烈競選，重新當選總統之后，尤其是經過烏克蘭危機過程中的全面審視之后，更加堅定了“面向東方”的戰略決策。

盡管直到2014年1月普京還在歐洲發表的講話中稱“歐亞經濟聯盟”是歐盟的延續，包括普京在內的俄羅斯精英仍然不僅強調俄羅斯與歐洲的文明淵源關系，而且認為俄羅斯本身就是“大歐洲”或者“歐洲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既強調自己的歐洲身份，又強調美國、西歐和俄羅斯乃是三大獨立的地緣政治實體單位，甚至直到之后幾年“大歐亞伙伴關系”的提出，俄羅斯在面向東方的同時，也不忘記自己作為大歐洲之一的身份認同；然而，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后，普京的回答就非常明確：其一，“單極世界已經結束”，而俄羅斯是國際多極世界的重要一方。俄羅斯應對烏克蘭事件的舉措，就是向單極世界挑戰的一份宣言。其二，俄羅斯具有世界一流的戰略力量、獨一無二的資源與空間優勢，也擁有超級大國的豐厚國際經驗，俄羅斯遠不僅僅是一個地區國家。因而，面對西方國家冷戰后連續不斷地打壓和威逼，俄羅斯可以在全球層面上做出自己應有的反應。其三，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俄羅斯不僅是“大歐洲”概念之下的平等一方，同時也是歐亞大陸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這“一身而二任”的特殊地位，使俄羅斯具有既面向西方、又面向東方的特殊地位，也決定了俄羅斯在面向東、西取向方面的寬廣選擇和靈活譜段。這樣一個歷史地位，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發生變化。

2016年6月17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圣彼得堡經濟論壇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呼吁建立“大歐亞伙伴關系”。圖自新華網

但是，多年來俄羅斯各派精英之間圍繞著“東、西之爭”，立場遠不一致。2015年9月30日《獨立報》曾發表過一篇題為“俄羅斯：轉向東方，但仍會與西方沖突——外用藥膏幫不了本國經濟”的文章。該文認為：第一，俄羅斯需要維系并加強與歐洲的合作，而不要寄希望于用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來取代歐洲。第二，在前副總理庫德林等人看來，向東轉對俄羅斯經濟而言并不現實，缺乏深思熟慮地轉向東方，可能會引發消極后果。第三，資深專家尤爾根斯提出，要么俄羅斯繼續將自己定位成被圍攻的堡壘，轉向中國；要么重返2011年時的狀態，經濟開放，維持一定的增長率。文章的作者來自庫德林麾下的俄羅斯現代發展研究所，該機構聚集了一大批傾向于歐美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精英。[56]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初期，俄羅斯向西方一邊倒，認同自己為西方世界的成員。到21世紀普京執政年代，精英思潮發生變化，原來的西方派精英大量轉向中間派，或干脆轉入普京陣營。僅一小部分精英，如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寧，還稱俄羅斯屬于“新西方”。烏克蘭危機以來，特別是克里米亞回歸以后，在西方前所未有的強力抨擊之下，俄羅斯精英的普遍心態再次發生變化。時任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主席、俄羅斯國防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的謝爾蓋?卡拉加諾夫曾公開直接地表達，俄羅斯再也不會是西方的一部分了。

就在俄羅斯現代發展研究所的文章發表之前兩個月，2015年7月2日，俄羅斯《莫斯科時報》網站發表了彼得?羅曼諾夫題為“為什么俄羅斯不是歐洲的一部分？”的文章，該文恰恰相反地提出：第一，蒙古人曾在早期征占俄國，而俄國在地理上與蒙古較近。事實上，俄國長期以來都是亞洲帝國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這種“亞洲”元素，俄羅斯不會有如此多樣的文化和精神特質。第二，這種“國家至上”“集體”大眾意識屢次幫助俄羅斯渡過動蕩，而純粹意義上的歐洲國家無法也并沒有能渡過這些動蕩。這種堅韌不拔、在經受考驗時團結一致的能力、那些巨大的力量儲備、甘愿犧牲、廣為人知的愿意“付出代價”的精神——這一切都是亞洲而非歐洲的特點。[57]

有趣的是，一年之后的2016年8月，在盧基揚諾夫主持之下，《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雜志組織了一次討論，鮮明地提出了第三種觀點：俄羅斯在外交政策方面無論是選擇東方還是西方，都不能改變自我認同意識；俄羅斯也不可能完全融入世界的某個大洲，否則就會成為美國或者中國的仆從；俄羅斯需要的不是轉向東方，而是解決自己跟西方的問題；與此同時，應當更為文明地構建與迅猛發展的亞太地區間的關系。[58]實際上，盧基揚諾夫本人早在2014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明確表示：“俄羅斯的歷史發展使其具有雙重性。它在歐洲搖籃里誕生，而后形成了朝向東方的特點。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講，含糊不清是俄羅斯的生存之道。”[59]

總體而言，無論上述爭論會有怎樣的結論，冷戰后俄羅斯對外關系的主要活動軌跡，從世紀之初普京剛剛上臺時的“重回歐洲”，在烏克蘭危機前后，已轉移到了“面向東方”的新選擇。

俄羅斯著名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專家、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學術負責人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右）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左）

（三）三邊關系結構中的俄羅斯選擇

21世紀俄羅斯外交的一個突出特點，乃是對于三邊關系結構的重視和運作。如果借用年鑒學派“長-中-短歷史時段”之說，那么千年之際，俄羅斯在整個世界體系中從邊緣走向中央的國際地位的歷史性變化，屬于一個長時段的結構演變過程；俄羅斯百多年來在全球東西方關系中的定位，屬于與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相關的中時段結構變化的產物；而俄羅斯在三邊關系中的選擇，則表現為短時段因應自身實力變化與國際結構動態變遷的戰略考量。這三者互相呼應，但各有不同，發生著復雜而緊密的相互聯系。

國際關系研究一向注重雙邊關系，但是往往在雙邊關系發生與運行過程中，第三方角色起著或明或暗的重要作用。換言之，國際關系通常并不只是雙邊的，而更為經常的是一種三邊互動關系。雙邊之外的第三方，有時是一個國家，有時則是一個國家群體。就前者而言，三國時期的魏、蜀、吳三方角逐是最為經典的例子；而就后者而言，冷戰期間美蘇對抗背后的不結盟國家，就是這樣的國家群體。

三邊關系成為流行的國際范式，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比如，冷戰時期美蘇兩極高度對抗，雖有不結盟國家作為第三方的存在，但三邊互動并不活躍盛行。只是到了冷戰后期，才出現了改變歷史的中美蘇三角關系。又比如，在后冷戰初期美國獨霸格局之下，整個國際關系向美國傾斜，三邊關系也不盛行，只是到世紀之交，才有了三邊關系的活躍化。

世紀之交三邊關系活躍化的一個重要背景，乃是出現了單極世界本身的重大轉向：國際力量多極化、觀念模式多元化、生存方式多樣化逐漸成為更具有主導性的國際潮流。而在此潮流變遷的過程中，俄羅斯顯示出作為世界大國的獨特影響。從歷史上看，俄羅斯從來不乏在三方關系中縱橫捭闔的經驗。而當此國際大變局之下，俄羅斯所起的作用更應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