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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剛才我們討論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本質。不過，我們也許應該花一點時間想想，中國未來會在國際舞臺扮演什么角色。福山教授最近寫的兩本書，強調政治責任制、法治和國家能力的重要性。在部分章節中，您提出中國如果忽略前兩個因素，其發展模式是無法長久持續的。鑒于中國憲法的特點，您認為中國以后會在國際舞臺上扮演怎樣的角色？

福山：中國如果要扮演美國自1945年以來在國際舞臺所扮演的角色，即作為一個提供多種全球性公共產品的世界性霸權，將面臨多方面的束縛。這些束縛一方面來自中國的歷史經驗，一方面來自于中國政權的正當性問題。

就歷史經驗而言，有很長一段時期，中國把自己視為國際體系中的受害方。因為在帝國主義世界里，中國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國家，既反對美帝國主義，也反對蘇聯帝國主義。因此，對于共產黨官員來說，很難告別這樣的歷史觀，意識到今天的中國已經相當安全了，應該承擔維護世界秩序的責任了。

另一方面，就是關于中國政權正當性的問題。每當中國國內出現不滿情緒，政權很容易利用民族主義授予自身合法性。這是中國讓我覺得可怕的地方。政權可以自上而下操縱民族主義，但草根層面本來就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根本無需加以煽動。我聽說如今你跟中國街頭老百姓討論南海問題，他們的憤怒感可能比領導人強十倍。民眾的這種情緒不容易受到控制，在中日中韓出現爭議期間，反日反韓情緒高漲，政府覺得很頭疼。或許中國想對這股強大的力量加以利用，但有很高的失控風險。目前中國沒有必要操縱民族主義，因為過去這段時間中國經濟發展的還不錯。雖然增長速度放緩了，可至少還有6%、6.5%，鑒于中國經濟的提煉，這樣的增長已經相當可觀。所以人們真正要思考的是，一旦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境，會發生什么？

現場有很多經濟學家，你們對中國的了解比我更深入，不過我很難看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如何保證可持續性，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大國能夠無限維持高增長率，所以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率從6%、6.5%掉到3%、4%，甚至更糟糕，如果中國遭遇自1978年后從未出現過的經濟衰退，那政權的正當性就會受到質疑，因為其正當性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促使經濟增長的能力。一旦經濟不再增長，中國只能尋找政權正當性的其他來源，比如民族身份認同以及對外政策。

不過當然，現階段可能還不需要面臨這樣的狀況。

主持人：朱教授，你幾十年來一直在觀察中國的發展，請問你如何看待中國未來可能采取的對外政策？中國國內的經濟、政策又將朝什么方向發展？

朱云漢：這是一個很大的主題。我認為，中國的崛起是非常快速的，事實上也遠遠超過他們原先的預期。不論是在心理層面、智識層面還是政治層面上，中國都還沒有做好擔任全球領導者的準備。

不管出于意識形態原因，還是出于現實原因，中國都不想繼承美國的霸權地位。所以中國不會填補美國留下的所謂權力真空。

但我認為中國已經根據自身的國家利益，建立了諸多“區域+1”平臺，“1”就代表中國，比如“東盟+中國”、“歐盟+中國”、“海灣國家+中國”、“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中國”，以及“中東歐+中國”這樣的概念。這些區域聯盟本身都具備一定規模，大致能與中國平起平坐，中國希望利用這個平臺來協調政策、深化合作。這是對中國比較有利的做法，中國在這種框架中處于中央地位。歷史上中國就習慣于中央大國的身份。

另一方面，中國在自身能力范圍以內謹慎地有所作為。這一點在習近平領導下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國在輸出基礎設施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公共產品——這個領域過去是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所壟斷的。比如剛剛福山教授提到的亞投行，這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第一個非美國領導的多邊機構，這是具有極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在某種程度上，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也有類似的意味。中國的銀聯支付系統既可以說是“VISA卡”或“萬事達卡”的補充，也可以說是“VISA卡”和“萬事達卡”的替代品。所以當俄羅斯被踢出Visa/萬事達體系之外的時候，為了降低金融制裁造成的沖擊，它必須接入銀聯支付系統。此外，中國還在SWIFT體系之外開發了自己的轉匯系統，SWIFT是所有國際銀行網絡匯款的網絡。目前中國的替代品還并非主流，但有潛力進一步做大。另外，在網絡基礎設施的任何領域，中國都建立了平行于國際主流產品的替代品，比如優酷之于YouTube，微信之于Facebook，這是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

另外，我們剛剛提到中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會碰到什么樣的挑戰？比如投資主導型增長模式是否能夠無限持續下去？地方政府的公共債務是否已經到了臨界點？另外，空氣污染、水源供給等生態問題也很嚴重。我們同時也看到，年輕世代參與政治的積極性更高，渴望發出更大的聲音，所以政權的正當性也面臨挑戰。

但是我認為，這不是我們首要關注的領域，我認為中美競爭主要在以下兩個領域：首先，中美哪種體制能更好地適應科技高速創新帶來的革命性變化，包括綠色科技、物聯網、新材料、生物醫藥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如何駕馭科技使其給社會帶來有益的影響，同時將它對社會穩定的威脅降至最低，我想這會是21世紀最重要的競爭。哪個國家可以利用這些科技來創造更普惠性的經濟增長、更有效的治理手段、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以及在法規和公共服務方面更主動地回應社會需求的變化。所以這場競爭將是社會創新、經濟創新、政治創新的全面競爭。事實上，托馬斯·弗里德曼等美國觀察家擔心，中國在智慧城市、綠色科技、物聯網、共享經濟等領域的響應速度可能會快于美國。這是我們應當高度關注的地方。

第二個領域在國際層面，比如哪個國家更能夠鑄造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共識，以此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尤其是在未來十年左右，新興經濟體將在國際治理層面享有更大的話語權，國際機構需要適應這樣的新現狀。中國目前對全球年GDP增長的貢獻率大約為30%，發展中國家加起來約為60%。所以現行規則必須改寫以適應世界變化。根據普華永道的預測，到2050年，全球最大的八個經濟體中，只有兩個是現在的G7成員國，即美國和日本，德國到時會成為全球第九大經濟體，英國會成為第十名。屆時新的G8都有誰呢？除了美日，還有中國、印度、俄羅斯、墨西哥、巴西和印尼。所以我認為這會是中美之間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競爭領域。

主持人：您覺得中美之間的合作和競爭，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對東亞和臺灣來說，影響和意涵是什么？從這個角度來說，您對臺灣政府和人民有什么樣的建言，我們應該怎么樣去應對中美關系未來的新變化呢？

福山：中美這種新競爭會帶來許多風險，我想大家已經看到東盟國家的現狀。本來，東南亞國家應該站在統一的立場上，避免中國侵蝕它們的利益，比如中菲、中越的一些領土問題。到目前為止，中國展現出高超的技巧，通過各個擊破，一個一個地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堅持不會通過多邊談判協商領土問題，只會進行雙邊協商。中國通過柬埔寨等國家，使東盟難以取得一致立場。中國在這方面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便是改善與菲律賓的關系，菲律賓新總統上臺后改變了陣營。所以，這樣的先例對想避免中國勢力掌控的自由國家不太有利。我了解對臺灣在這些領土問題上的立場比較復雜，在法理上你們與中國大陸站在同一邊。但在權力層面，這些可能受到中國崛起威脅的國家比較難團結一致。

另外一個我沒有提到的是“一帶一路”，這是很重要的主題。“一帶一路”的成功直接關系到中國模式的成功。“一帶一路”和以往中國與拉丁美洲、非洲建立關系有著不同的性質，過去中國重視進口大宗商品以滿足國內工業需求，但“一帶一路”是要重塑歐亞大陸，中國希望把國內部分重工業轉移到中亞等國，讓這個經濟帶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如果他們真的能做到的話，就會給現在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帶來巨大的改變。但他們真的能夠做到嗎？

我提出疑慮，并不是希望中國失敗，但從客觀角度來說，中國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基礎設施和投資導向型經濟增長在中國是可行的，因為政治變量能夠得到控制，但是到了中亞，到了巴基斯坦，到了中東，他們沒有辦法去控制這些變量。“一帶一路”的成功與否，都要看這些國家的治理水平、政局穩定程度以及合作積極性。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俄羅斯，“一帶一路”貫通了俄羅斯傳統的勢力范圍。現在中俄關系還算不錯，但是我不認為俄羅斯真的愿意在“一帶一路”上與中國真誠合作。所以，我認為“一帶一路”存在很多政治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