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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天，中共中央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四中全會和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這兩個會議從政治理論和組織構架上進一步明確了兩個重要關系：共產黨與依法治國的關系，共產黨與軍隊的關系。中國在深改元年的政治發展給中國的政黨理論提出了新的任務：

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為什么中共可以長期執政并得到人民的高度認同（根據中外的一些民調統計數據）？一黨執政的合法性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與西方多黨制中的政黨上有何異同？中共在現代建國與國家制憲的過程中扮演著一個什么樣的角色？“政治性”或“政治化”的概念在中西方語境中有什么不同？中共對政府施政、司法運轉和軍隊建設的核心領導作用應當以什么具體形式體現出來？“黨政分開”、“黨政分工”或“以黨統政”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哪一種形式更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復興？在現實中更具有操作性 ？為了從理論上進一步厘清這些基本問題，中國力研究中心于2015年1月在南京舉行了一場具有探索性的研討會，觀察者網特此刊登與會的寒竹、曹錦清、楊光斌、王建華和劉晨光五位學者的發言摘要。

寒竹（中國力研究中心主任，會議主持者）：依法治國講了三十年，十八大再提意義何在呢？

2014年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深改元年”，在中國的政治發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政治領域，“深改元年”有兩個最重要的會議，一個是四中全會，一個是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而這兩個會議都是在加強黨在中國的核心領導地位。

在四中全會的主題是依法治國。一些人把它理解為宣傳和推行法制建設的一個會。我覺得這樣理解并不是很全面。中共講依法治國，實際上已經講了30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曾經提到依法治國，十八大的依法治國意義何在呢？ 是重復了過去的表述？還是具有新的歷史意義呢？

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寒竹

需要強調的是，四中全會是執政黨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政治會議，而非政府的法律工作會議，這個中央全會是要給中國的政治構架，主要是黨與國家、黨與法治的關系做出更清楚明確的界定。所以，四中全會確實是以“依法治國”為主題，但對這次會議理解必須要從國家政治層面來理解，而不是僅僅從法律層面來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十八屆四中全會講依法治國比前30年講的依法治國有更深遠的意義，因為這次會議起著正本清源的作用，起著規定未來發展方向的作用。依法治國在中國已經講了三十幾年，但在這個說法的背后其實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是把依法治國理解為執政黨依照憲法、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政府和社會，在現實中做到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另一種對依法治國的理解是把黨的領導與法治看成是二元對立，此消彼長，認為講依法治國就是要解決究竟是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解決司法獨立和憲法司法化的問題。

由于在四中全會前，社會輿論，包括黨內存在著對依法治國的這些不準確理解，四中全會需要正本清源，需要進一步闡明了黨和國家的關系，黨與法的關系。按照中國的政治構架，黨居于國家的領導核心位置。黨領導社會各界的先進代表制憲、修憲，保證各級政府做到依憲治國、依法治國；而中國的憲法和各種具體法律則體現出黨的政治領導和國家的基本性質。黨的領導是建立法治中國的根本保障。所以在中國，黨的領導與依憲治國、依法治國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

2014年舉行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則是要進一步強化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地位，會議地址選在古田顯示出深刻的政治意義，因為1929年的“古田會議”確立了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地位。2014年的“新古田會議”高度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強軍之魂，而鑄牢軍魂是中國軍隊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務。會議要求軍隊各級黨委把落實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作為第一位責任，把黨領導軍隊的一系列制度貫徹到部隊建設各領域和完成任務全過程，確保黨指揮槍的原則徹底落實。

由此看來，深改元年中國的政治實踐給中國的政黨理論建設提出了新的任務。 按照西方經典政治學理論，政黨制度就等同于多黨制度，多元性才構成政黨，每一個政黨都是多中之一。而整體性的黨則意味著獨裁，甚至意味著政黨制度的消失。馬克斯.韋伯說，沒有競爭性輪替的話，這樣的組織就不能叫做黨。阿爾蒙德、薩托利等人也有類似的觀點，這是西方政黨理論的主流。按照這種理論，如果一個國家只有一個黨，就喪失了政黨政治本來的意義。中國的知識界和輿論界也有很接近的表述，自由派自不待言，輪流執政的多黨制度一直是他們的一個政治愿景和理想追求。另一方面，一些左翼學者則認為，共產黨1949年以后發生了變化，開始去政治化，79年后去政治化就更明顯了，不講階級性。黨變成一種中性的政黨機構。按照一些新左派學者的理解，如果政黨不再是一個派別，不再是多中之一，而是一個涵蓋了所有多的一，也就不叫做黨了，至少不是一種具有政治性的黨，而演變為國家性的黨。新左派的一些人把政治性理解為階級性和階級斗爭是否符合西方政黨政治的現實？是否符合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國是否需要重新回到把政治階級斗爭化的老路？上述兩種政黨理論給中國的政黨政治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首先，中共和西方政黨有什么差異？本質上有無不同？中共這個黨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的現實基礎在哪里？中共究竟是多中之一？還是涵蓋諸多的一？

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探討黨和國家在時間和邏輯上的關系。西方國家的歷史進程通常是：社會精英集團先完成建國，構成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先確立政治制度、制定憲法，然后為了選舉而逐步形成了政黨，西方的政黨在本質上就是選舉黨。西方各國的發展大同小異，脈絡非常清楚。

而中國的黨與國家關系和西方的黨與國家關系是不一樣的。晚清時期出現的興中會、同盟會和后來的國民黨都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選舉黨，而是革命黨和建國黨。而最終完成現代建國的中共與國家的關系更為清楚。1921年先有12個人在浙江嘉興開會建立共產黨，這個黨在1927年建軍，1949年建國，然后領導社會各界精英制憲和修憲，成為治理中國最核心的力量。現代中國的黨、軍、國在時間和邏輯上的順序和西方大不同。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黨的代表性問題。按照西方的政黨理論，黨是一個派別。中共一開始也是一個派別，中共的建黨方式在一開始是是列寧式的，即作為一種階級代表的黨，而且有明確的革命對象，中華民族內部在革命時期有5%和95%的差別。現在，黨的階級性并沒有變，仍然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代表性有沒有與時俱進而發生變化？如果有，階級性與代表性的差異性在哪里？十八大的黨章講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如何同時體現這兩個先鋒隊？

第三，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黨的功能是什么？西方政黨功能就是為了選舉，美國召開民主黨、共和黨代表大會都是為了選舉動員。在中國，政黨的功能主要是治國，治理國家，領導社會大眾進行經濟建設。這就使得中共的性質和西方的黨有了根本性的區分。中國的黨和西方的黨都是叫做黨，形式上有相似之處，但是現實功能上有根本差別，這給我們的政治學理論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中國需要建立關于自己國家的政黨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