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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晨光（復旦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黨校政治哲學專業教員）：中國共產黨具有人民性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全球格局變遷中一個最大的事件。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中國的崛起？我明顯感覺到解釋西方和中國傳統，如果是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進行，都還比較容易。但解釋當代中國，特別是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發展，可能很難。因為這是古今中西的一個匯集。

近幾年中國的話語自覺、文明自覺，相比以前有所改善。知識界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復制西方自由主義的話語?，F在的聲音開始走向多元化，但防御性、抵制性的話語仍比較多，即“破”比“立”多。比如關于選舉民主、憲政，我們有很多反思，但是往往又淪為另一個極端。我們一說到民主就強調中國式民主，但中國式民主到底是什么？憲政被定位為資產階級所屬，而我們卻沒有新的理論生產出來?；诖耍姨岢鲆恍┫嚓P點來思考。這種理論創造需要三個方面的重新解釋，分別是中國社會主義、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共本身。這些都是一些宏觀和基礎性的概念。

復旦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黨校政治哲學專業教員 劉晨光

第一，重新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從我們黨自身解釋中可以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有馬克思主義的源泉，也有傳統文明的源泉。這包括把中國社會主義放在幾千年的、一百年的、六十年的、三十年的等不同時期中來理解。

其實，回到最初立國的時候來看，我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當然有必然性。首先是因為前面各種方案、試驗、力量都失敗了?？偟膩碇v，中國近現代面臨一個大問題就是，中國這樣一個傳統國家遭遇西方，必須進行大的轉型。這種轉型背后是文明再造這樣一個大問題。選擇社會主義主要還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選擇社會主義主要有三個功能：一是救亡圖存，反帝反封建，實現民族的獨立自由。它能夠經過社會革命，特別是土地革命，來調動社會整體性的力量。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來就是對西方批判式的超越，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所以，我們選擇社會主義就是不要步西方資本主義之后塵。三是我們傳統的天下觀。選擇社會主義和這個也有密切關系。所以，選擇社會主義同時既有民族復興的東西，也有普遍人類擔當的問題。

改革開放后，我們對社會主義進行了重新理解。一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后來還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這幾個概念是我們創造性的成果，已經和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概念不一樣了。我們現在的發展不是非此即彼，不再好走極端，而是一種比較注重協調、中道、和諧的發展。然而，這也面臨著一個問題：這種發展中仍然內在的矛盾如何真正走向均衡，相關的新的解釋和理論是不是能夠固定下來？

總的來講，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括選擇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可能還是要放在傳統的中道文明里來看。我們大概需要像歷史上吸收佛學、佛經一樣，通過中國傳統文明來“化”馬克思主義，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二，重新理解中國政治制度。任何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價值基礎。我們過去講道統、政統、法統，如果說社會主義就是我們的道統的話，那么我們的政統、法統如何解釋？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其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和政協成立65周年兩個大會的講話中，都說到這個。講話中包含了一些可以正面立論的政治哲學，比如政治制度模式的選擇問題，值得認真思考。眾所周知，中國政治發展道路是三位一體，即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討論中國的政治理論和政治發展，基本上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框架下來進行。我們現在需要對這個框架進行更為扎實的解釋，包括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法治的關系等等，都要給出學理分析。

雖然馬克思主義講到，要最終消滅階級、消滅國家，但當世界主要的單位還是國家，還是政治共同體的時候，那么一個國家的主權是非常重要的。在國家主權之下，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其實質是主權者和憲制結構的關系問題。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只要一個共同體存在，都會有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真可謂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這里講到的憲制或憲政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就是一個國家基本的政治權力結構框架。

其實，美國最初成立也是為了集權，也面臨著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問題，即反帝反封建。反帝是從英國獨立，反封建是把分裂割據、各行其是的十三個邦組成一個擁有統一主權的聯邦。只要是政治共同體還存在，就需要某種集權來處理一些共同的問題。美國建國進行制度選擇的時候也面臨一些重大爭論，比如一部分人主張采用英國的君主制，但最后實行了共和制。美國最終選擇了總統制這樣一種制度設計，其中既有共和因素，又嫁接了君主制的因素。美國憲政發展史，總統權的問題一直是重點。比如，林肯、羅斯福都在一定條件下打破了既有的框架。當一個國家面臨大的政治危機時，需要最高權力的集中，甚至克里斯瑪型領袖的出現。

而中國共產黨也應該放在主權-憲政結構中進行理解。現代國家可以說是人民主權的國家。從規范意義上來講，國家主權都應該由人民來掌握，但人民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最終都要面臨誰來代表人民行使這個最高權力的問題。代議制中的代表只是代表部分利益，甚至是某些地方、某些州的利益。那么誰來代表整體的利益？

對于中國，共產黨正如葛蘭西所說的“現代君主”，由它來代表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共同利益。不過，共產黨這種新的“君主”，其政治領袖不是世襲的，而是經過嚴格的鍛煉和考驗產生出來、黨內比較認可、非常卓越的職業政治家。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的整體利益，如果黨內出現各種派系和紛爭，乃至“黨中有黨”，發生分裂，甚至無法產生自己的領袖，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發生了西方理論所說的憲政危機。所謂憲政危機就是既有的政治秩序出現問題，內部發生紊亂。從這個角度來看，爭議較多的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在黨的領導和法治秩序之間，內部是存在張力的?？傊?，在現代人民主權狀況下，誰代表人民來行使主權才是一個真正核心的問題。

第三，如何正確理解中國共產黨本身。總的一個判斷是：要把中國共產黨放在中國傳統文明中來看，包括我們選擇中共這樣一個團體來擔當國家再造和文明再造的過程，都要有大歷史的理解。中共不同于西方的選舉型政黨。它是一種發展型的、使命型的政黨。近幾年，我們更多強調了民族復興的任務，其實中共從一開始就具有這種使命感。而共產黨在根本上不同于一般的群眾性政黨，這主要體現在其先進性上。這種先進性和這種使命感是相應的。

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這個使命型的政黨，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許多世俗化的變化，原來的意識形態本身式微，不再能深入人心。在中共發生大的變化，即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過程中，如何保持先進性？我覺得還是要抓住黨的建設本身這個老問題。最關鍵的是，如何能夠真正選出賢能的干部為人民所用？官員的選拔、教育、考核、監察，是傳統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也是當代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黨的領導和人民主體作用的關系問題。中共建立新中國，不同于傳統的王朝政治，因為共產黨本身有人民性。黨不是一個精英寡頭。為人民服務，既延續了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也是一種人民性的體現。人民不同于過去的臣民，也不同于公民，它是一個第一位的政治性概念。即便是在西方經典的政治學理論，比如盧梭的理論中，離開“人民”也無法理解“公民”。不是不能講建設公民社會，但在社會主義中國，這個公民不是由經濟性的小市民概念衍生出來，而是源于構成政治共同體的人民概念。那么問題在于，怎么再造人民？

從現實來看，中共面臨著很強的利益問題，甚至派系問題。這都需要制度建設方面有相應的體制機制來解決。從理想上來講，希望中共能保持良好的人民性。一個這么大的國家能夠保持穩定和發展，需要執政團體的團結、中共內部的統一。共產黨現在要保持長期執政地位，并把中國的事情辦得越來越好，首先要實現黨內的團結。從這個意義來講，黨內制度建設，包括如何發揮好黨內民主集中制，怎么保持源源不斷的生命力？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關于政體，從最實際的角度出發，不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講的無非兩種——貴族或寡頭政體和民主政體，即有錢的少數人統治，還是沒錢的多數人統治。共和最根本的是多數人和少數人怎么取得妥協，即少數在保持內部團結的情況下，能夠取得多數人的認可和支持。即便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建設也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怎么能夠贏得最廣大民眾的認可？這些年我們雖然強調保持人民的主體地位，但仍然做得不夠。我們講人民民主道路不同于西方，甚至我們提到中國民主是“兩條腿”走路，即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都要走。我們沒有否定選舉民主，但是我們更強調的是協商民主。在這個方面如何擴大民眾的參與？中國政治的良性發展，不僅需要中共通過黨內監督和反腐敗進行自我完善，還要有更多民眾更好地參與到政治生活中間。這些都需要我們思考如何進行制度創新，讓既有的體制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讓黨的政治生活更具有創造性，更能夠為國家發展貢獻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