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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華（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是個政黨型社會

如果說現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存在兩套對立的話語體系，那最為明顯的就體現在政黨研究方面。兩套話語體系是格格不入的：一套是從列寧主義出發，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批評與自我批評、統一戰線理論、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等內容的話語體系。還有一套是以薩托利的觀點為典型代表。他把政黨分為作為整體的政黨和部分的政黨，而作為整體的政黨，又被稱為黨國體制。

我們要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實現社會科學的自主性，但社會科學不能離開交流。如果我們僅局限于自己的話語體系，無法和西方的話語進行交流，那么這套話語體系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我們如何在自主性基礎上建構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同時，實現這套本土話語體系的全球化，即不能只強調本土的，還要注重本土的全球化，共建一個話語交流的平臺。我之前寫了一篇《從代表性到代表力：政黨研究的可能路徑》，提出了代表性和代表力的概念。深入分析這組概念，會發現中西方政黨面臨的許多共同問題，同時，也引申出很多值得反省的問題。

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王建華

還有一個就是，西方理論有沒有存在解釋的誤區，或者說西方理論的解釋力到底夠不夠？西方話語制度中最具霸權的是競爭性政黨的理論。從霍夫斯塔特開始，他在總結美國政黨發生和發展的運作邏輯基礎上提出“合法反對”的概念，包括對反對認同、有組織的反對及以和平方式實現政權更替的自由等。我們很多學者只要進入這一套理論和概念之中，便甘拜下風。很少檢討他的理論本身到底有沒有問題。比如薩托利所說的兩個異質連續統的提法就是有問題的。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墨西哥，它從國家行動黨一黨制過渡到現在三黨鼎立。戴蒙德等也在反思西方的這套政黨理論。他認為西方政黨理論最初都是源于某一個地區和一些國家的，沒有抓住其他國家政黨的特征。然而，戴蒙德的分析還是沒有點出問題的本質。基于此，我考慮能否從西方概念內部出發尋找其漏洞。

西方過多地把政黨和選舉聯系在一起，在國家層面上談問題而失去社會的維度。政黨原本是什么？薩托利認為政黨是多元主義的產物，社會多元主義不同于憲政多元主義。他又認為政黨有三個功能：溝通、引導和表達。其中薩托利在談表達功能的時候，還是基于權力中心論。

從國家與社會兩個維度出發，我試圖將政黨分為三種類型：生產型政黨、替代型政黨和消費型政黨。生產型政黨是指在一個國家政治生活當中，居于主導性地位的政黨；替代型政黨往往是一種極端型政黨，包括一些原教旨主義的共產主義政黨。消費型政黨主要表達兩層意思，一層是隨著后現代社會的到來，組織政黨并不是像過去為了權力，而是一種制度消費，像前蘇聯剛成立的時候有2000多個政黨，現在臺灣還有100多個政黨。這樣的政黨和現代意義的政黨完全不同；另外一個層面，在民主國家比如美國，共產黨早期發展很好，規模也有幾萬人。但美國對共產黨進行了規訓，如麥卡錫主義等。最后美國的共黨也就逐漸式微。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也就成了作為制度消費型的政黨。我提出這些概念主要是回應各位老師的發言，即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問題。

基于多年的研究，我對中國的政黨制度產生、發展、邏輯與變革談一談個人的淺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為什么中共可以長期執政并獲得人民的高度認同？在西方，政黨最初的產生是一種惡。當西方政黨傳入中國的時候，所有人都歡呼雀躍。但議會政黨只在中國生存三個月后，黨爭亡國便成了輿論共識。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翻天覆地的轉變？

我把現代國家建設分為兩個維度，一個是民族國家建設，一個是民主國家建設。民族國家建設是一個集權的過程，而民主國家建設是一個分權的過程。很顯然，西方的多黨制是一種競爭性的多黨制度，是非集權的，是民主國家建設的工具。我們用民主國家建設的工具來進行民族國家建設，顯然出現了制度選擇的錯位，帶來的是政權的動蕩，比如民國第一個內閣——唐紹儀內閣很快就倒臺了。內閣倒臺后，當時的政治精英就開始反思這個問題，即政黨到底是惡還是善？之后，黨爭亡國就成了一個普遍的共識。

我的解釋是：民初我們選擇多黨制是制度選擇的一種錯位。多黨制不適合民族國家建設，只能作為民主國家建設的工具。這直接影響到后續中國政黨的發展。所以，孫中山的理論也在隨著中國政治的發展不斷變動，調試自己的認知。他最初是一個多黨制的積極倡導者，而到二次革命后，他認為中國只能搞一黨建國。這也直接影響到后來的國共合作，為什么共產黨要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其中核心的問題就是不允許其他政黨的存在。

然而，當時一黨建國理論面臨一個問題：它無法應對自由民主的挑戰。而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就在于他們抓住了當時的問題所在，提倡自由和民主，通過群眾路線、嵌入式的社會動員把民眾組織起來，最終完成了民族國家建設的任務。

民族國家建設完成后，共產黨還在按照這種邏輯來進行民主國家建設，結果就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其癥結在于中共完成民族國家建設以后，未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換。當前，我們黨還在進行著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換。西方國家社會科學的發展是社會進步推動國家的發展，而我們是國家的進步推動學術的進步。當前學者們進行的左與右的爭論實際上落后于國家的發展，這就是最簡單的革命邏輯在作怪。社會科學的復雜性決定了我們不能再進行左派、右派、保守主義這樣的劃分，這樣的學術爭論是沒有多少價值的。

最后，我們如何建立政黨中心主義的學術研究框架？我認為我們不能走西方政黨國家的道路，即認為政黨是連接國家與社會的橋梁與工具。“政黨是連接國家與社會的橋梁與工具”這個命題在中國呈現出更多的復雜性。中國是個政黨型社會，整個社會是鑲嵌在政黨這個機器當中的。這種情況下，政黨在國家層面的角色是不一樣的。中共與社會溝通的方式在新的時期面臨著變革，這個變革需要我們轉換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