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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錦清（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有健全的常識，才有好政治

剛才寒竹老師都把問題提出來了，都很尖銳。

十八提出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這個問題，為何要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作為中國政治的重心？當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共產黨這次聰明。因為它內涵了一個前提就是黨的執政地位不容討論。但面對新的形式，黨的執政方式又容有大規模討論和創新的余地。二十幾年來政治學都圍繞著第一個問題：黨的執政地位在哪里？把所有轉型過程當中、治理當中出現的問題，無論是經濟、社會、環境的等都歸結為政體問題，歸結為政治體制改革后要對所有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承擔全部責任。

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曹錦清

所以政體改革之后，那是1998年左右的時候，我記得和吳敬璉有一次會議。他的兩個命題后來廣為傳播。其中第一個命題是政治體制改革是所有問題的總根源。政體不改革，腐敗問題就無法解決，而且他把社會分化問題也歸結為制度的問題。這個政體必然造成經濟寡頭，他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吳敬璉認為市場是好的，市場是天然的平等主義。他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逾越到政治層面來考慮問題。97、98年躲在經濟領域里面的自由主義敘事完全變為了政治敘事，并浮出水面。那么只要在政體和政治里面討論問題，所有的話語都來源于西方。這樣如果討論黨與國的關系、黨與法的關系，在西方政治話語里討論，我們沒有贏的任何可能。就好比帶著他的腳鐐來跳舞，怎么跳也是不行的。所以，我當時覺得在轉型過程中，如何進行治理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在空間移動，又面臨著“五化”同時并行，即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五大革命同時并舉。我們研究西方十八、十九世紀的轉軌，只講到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所有的主流社會學家基本在“三化”中討論問題。例如馬克思、韋伯、涂爾干都是從“三化”中討論這個社會是如何型的。例如馬克思認為市場化之后、原來小生產到大生產、從鄉村到都市以后，這個轉型帶來什么問題？他認為是資本主義化。還有學者認為是工業都市化、理性化等，有不同的表述。而我們13億人口在這樣一個環境當中，主要按照內生資源完成這樣一個巨大的轉型，還能在總體上保證穩定，經濟高速發展，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情。我們大規模征地運動、大規模的基本建設等相比于轉型期的法國、美國等，出現的問題要少的多。這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學習能力很強的黨在這里引領。

所以，我覺得共產黨這次把問題放在治理上就是找對了。中國轉型確實是一個治理問題。那么多的精力集中在政體和政治討論上，就是如果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都是集中在西方提供的框架中討論，我們怎么也逃不出來。圍繞著“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來討論，避免了討論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問題。這是我的第一個感受。

第二，討論政治問題不能再用政體形式合法性，而應該討論這個國家當下的總的政治認識。鄧小平他就明確政體應服從政治內容，什么樣的叫做好政治？答案是三個有利于。不管形式上是什么樣的政體，凡是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就是好政治。這是中華民族自古就有的健全的常識理性。近代學習的西方的那些所謂的學科，違背了我們民族的常識理性。這種常識理性并非一種自我標榜，我是通過印度尼赫魯的《印度的發現》得出的。其中專門有一章討論印度思維和中國思維：從孔子開始中國就有健全的常識理性，而不偏好宗教、神學等方面。而印度過分偏好宗教，以至于把印度的整個生活世界搞的一塌糊涂。尼赫魯認為，如果印度有中國式的常識理性，那該多好啊！

從我們來看，健全的常識理性就是實踐理性。就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和毛澤東晚期相比，他的優點是具有巨大的常識理性。“不爭論”、“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等觀點被具有健全嘗試理性的中國人所接受。因此，討論政治的時候，要討論這個民族當下需要什么。我將鄧小平這些實踐啟示概括為三條：第一，維持政治版圖的統一。政治版圖的統一強調現有的所有民族認同一個中華民族。當前這些還沒有解決，例如新疆7.15、西藏的3.14事件等；第二，社會的相對穩定。在轉型時期保持穩定，又不能動用政治鎮壓來保持穩定，像89這樣的動用軍隊來鎮壓的事件，這應該是最后一次了。這就和治理的能力和體系有關系了；第三，經濟要可持續發展，在全球化條件下，一個國家既要保持穩定，又要保證發展，要解決物價、就業等相對穩定問題，這是難中之難的事情。這三大任務，即現有的政治在多大情況下滿足了這些？要從政治內容看政體優劣來評價。

這里我再補充一點。關于政體之謎，最早是利瑪竇提出的問題，我稱之為利瑪竇之謎。作為一個中國通，利瑪竇判斷當時中國政體是西方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政體。他向歐洲報告時稱之為“君主政體”。但皇帝是在深宮之中的，具體由士大夫執行，因此他判斷中國也是一種貴族政體。在與友人的通信當中，他指出這些士大夫是通過科舉選撥上來的，他又判斷毫無疑問中國政體是一個民主政體。當時他是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來分類的（當時還沒有孟德斯鳩）。最后，別人問他中國到底是一個什么政體，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一直到十九世紀后期，丁韙良在《漢學精華》中將中國政體和美國政體相比較。他認為，美國的政體是票箱民主政體，中國的政體是科舉民主政體。孟德斯鳩重新改變亞里士多德的分類方式是心懷叵測的，他主要是對路易十四、十五等貴族的不滿，指桑罵槐。他將專制主義套在了中國，拿掉這頂帽子成為一個必要的工作。這是第二點，即討論政治要從現實出發，不能從西方的理念出發。

最后，近代以來所有的討論都是在西強中弱的背景下，是中國要向西方學習的背景下展開的。回顧一下，在沒有發現西方比我們強的時代，從1500到1750年，不要忘記他們大量的人是仰視我們的。啟蒙學者當中有崇華派，也有貶華派。但確實來說這幾百年傳到歐洲的都是正面的東西，因為他們仰視中國。在這個仰視階段，他們輸入了中國文化。當時他們要到中國來尋找普世性，為他們的啟蒙敘事奠定理論基礎。這里邊的核心人物有沃爾夫、伏爾泰等。當時也有貶華派，如典型人物孟德斯鳩。那個時候中國的膚色由白轉黃的爭論也在1750年前后。在1750年之前，他們大多認為中國的膚色是白色的，以相同的膚色來抬高他們自身。隨之，西方的種族概念起來了，白人、黃人等。到了十九世紀晚期，種族主義起來了。他們確實對中國重新評價了。所以，1800年到現在為止，當然是我們必須向人家學習。學習過程當中，西方又成為了一個知識的生產源，我們是消費源。

而現在，就像習大大說的，我們已經迎頭趕上了，這要求民族自信心的恢復，我們重新找到自己的話語的要求開始起來了。現在我們挨餓和挨打的問題解決了，挨罵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們要解決挨罵的問題，用西方的語言來解釋問題，這總是帶著鐐銬來跳舞，只有招架之功已經是力不從心了，還手能力更是沒有。所以我們期待中華民族進一步的崛起和發展，實現戰略趕超任務的完成。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自己不做這個工作，老外會幫我們做。就是我們現在為什么這么行呢？這里邊肯定有近代史、現代史敘事、共產黨的領導方式敘事。整個政治敘事要重新加以回應。我相信這個時代會到來的。我們是為下一代做鋪墊工作，我從來沒有認為自由主義的觀點錯，而是認為他們落伍了，而且延續五四的那種敘事，而不知道我們已經長大將近成人了。我們要尋找自己的源頭，尋找自己的經驗。我們的經驗并不是西方概念的被解釋者和被改造者。我們要率先肯定自身的常識理性，僅把西方的概念作為我們的一種參考。如果這個觀念不顛倒過來，討論無法進行。現在我們討論黨和國、黨和法幾個關系，結論已經明了。國肯定比黨大，法肯定比權大。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我認為有學習的必要，但我們落下了一種崇洋媚外病。我們要重新評估新文化運動以來那些對我們民族歷史的自尊敘事，要對我們的傳統文化進行評估，要對整個百年向西方學習過程當中正面、負面的東西進行重新評估。這三個重新評估的逐漸推進，也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過程。

共產黨其實就是個儒家黨。按照黨的三要義，精神領袖、經典著作、信徒，儒家當然是個黨。中國這套悠久的歷史治理方式，在近代以來，被自由主義、馬列主義同時詆毀為封建專制主義這個概念加以否定。這其實是我們傳統的優秀文化，這些文化一直推著我們前行，但實際上我們的觀念是對其否定的。反對傳統的人都認為傳統活在當下；喜歡傳統的人都認為傳統死了。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