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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廣義的中國正義體系是由三大傳統組成的。一是來自古代的“中華法系”傳統，包括其非正式正義體系，特別是社區的調解體系。同時，行政與法律長期交織，如今仍然非常明顯。二是清末民國以來從西方，尤其是大陸法系移植過來的成文法律，包括其權利理論和話語，以及經過法律邏輯整合的眾多法則和條文。這是主宰當今民法典編纂的主要傳統。三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傳統，包括其黨國政治體制和社會主義話語，至今同樣仍然十分明顯。同時還有其與另兩大傳統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大規模“半正式”調解，主要是法院調解和行政調解。當前，在民法典的編纂中，法學家們主要只關注成文法律，大多是從西方引進的法律，但如果從長時段的歷史視野和實際運作的正義體系來看，長遠的民法體系建立，必須同時關注到傳統與革命兩大傳統，必須考慮到如何處理引進的成文法律與其他兩大傳統的關聯問題，這既是因為其實際存在于司法實踐中，也是因為唯有綜合三大傳統才有可能真正認識到并建立中國法治的“特色”。

【關鍵詞】“習慣法”,法史研究,非正式、半正式與正式正義體系,產權中的“家”與“個人”,“黨”與“國”以及“政”與“法”

問題

廣義的中國正義體系是由三大傳統組成的。一是來自古代的“中華法系”傳統，包括其非正式正義體系，特別是社區的調解體系——今天，在全社會每年共約1000萬起（有記錄的）糾紛之中，每兩起仍然有一起是通過社區“人民調解”解決的（見表1）。而在西方，真正的中國式的和解，最多只達到法院處理案件中的幾個百分點（在美國低于2％；在調解更為發達的荷蘭，也才3％）。再則是中華法系中的行政與法律的長期交織，如今仍然非常明顯。二是清末民國以來從西方，尤其是大陸法系移植過來的成文法律，包括其權利理論和話語，以及經過法律邏輯整合的眾多法則和條文。這是主宰當今民法典編纂的主要傳統。三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傳統，包括其黨國政治體制和社會主義話語，至今同樣仍然十分明顯。同時，還有其與古代和引進的兩大傳統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大規模“半正式”調解，主要是法院調解和行政調解——在其近年處理的年均約1500萬起糾紛中，每三起有一起是調解結案的（見表1）。也就是說，當前的正義體系在實際運作的層面上，明顯同時含有以上三大傳統“多元”的方方面面，其間既有分別并存，也有互補結合，更有相互作用和融合。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拉鋸、摩擦、碰撞、矛盾，包括濫用和腐敗。

筆者這里所采用的正義體系／（廣義）法律體系概念，是個遠比國內一般通用的狹義的“法律”范疇要寬闊得多的范疇。對“法律”一詞最狹窄的理解當然是只指國家成文法律，也就是如今通過全國人大正式頒布的法律。但即便是使用狹義“法律”概念的人們，也會同時考慮到中央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規以及政府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行政規章。筆者強調的則是，在成文法規的條文之外，我們還需要考慮到其實際運作，不然，只可能被限定于法規的表達／話語層面，無視其與社會實際相互作用的司法實踐層面。更有進者，因為成文法規只是維護正義和解決糾紛機制的一個部分，我們還需要納入非正式正義體系（民間／人民調解）以及半正式的糾紛解決機制（行政調解和法院調解）。同時，因為在中國的黨國政治體制下，“政”與“法”緊密交織和纏結，缺一不可理解，我們必須考慮到其間的關系。不然，也不可能看到正義體系的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