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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如果說有什么變化的話，那就是中國領導人對一個觀點更加堅定了，即沒有所謂的政治自由化就可以進行經濟改革。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中國人眼中，這場危機暴露了“華盛頓共識”的疏漏，即認為民主化和經濟成就是綁定在一起的。

在此后的幾年里，中國成為經濟巨頭、技術創新的全球領導者和軍事上的超級大國，同時，它強化了政府，并堅定了自由主義模式不適用于中國的看法。2017年，習近平宣布中國發展的“三大攻堅戰”針對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實際上，中國不是一個追求更加自由化的國家，而是一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尋求更加成功的國家。

在西方對中國的許多分析中，“停滯”一詞最經常被用來形容中國的改革。但實際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并沒有停滯不前。相反，它仍然快速發展，只是不朝著所謂自由化的方向罷了。

許多人誤解中國發展軌跡的一個原因可能是——中國傾向于把自己描繪成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的變體，特別是在其用于海外宣傳的英文材料中，認為這樣更容易獲得信賴。

它經常拿自己和西方人熟悉的品牌作比較。例如，在說明為什么要參與英國5G基礎設施建設時，華為自稱是“中國的約翰·劉易斯”。約翰·劉易斯是英國著名百貨公司，該公司經常被評為英國最值得信賴的品牌之一。

中國也經常煞費苦心地向外國政府或投資者暗示，中國在許多方面與西方相似，比如消費者的生活方式、休閑旅游以及對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這些相似之處確實存在，但它們是中國新興的富裕中產階級的財富和個人追求的表現，絕不意味著中國和西方在政治制度上不存在真實的巨大差異。

而這就引起了第二個誤解。

誤解2：

“威權政體”不具有合法性

許多中國人不僅不認為政治上的民主是經濟成功的必要條件，而且認為他們的政府結構是合法和高效的。但是西方人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他們許多人仍然期待中國政府減少投資、監管，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占有，而中國政府認為自己在這些方面是至關重要的。

在中國人眼中，其“威權”政治制度的部分合法性同樣來源于歷史：中國經常不得不擊退外來侵略者，而且，正如西方很少承認的那樣，從1937年到1941年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中國基本上是獨自與日本作戰。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其單獨擊潰了外敵，而打敗了國內敵人（1949年的蔣介石）則進一步鞏固了這一勝利，從此確立了共產黨及其體制的合法性。

七十年過去了，許多中國人認為他們現在的政治制度其實比西方的更合法、更有效。這種觀念在許多西方企業高管看來很陌生，特別是如果他們有過與其他威權政體打交道的經歷的話。中國和其他“威權國家”關鍵的區別在于，中國的制度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根據我們的經驗，許多西方人并不理解這意味著什么，也不理解它為什么重要。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體系主要關注經濟結果，這當然會產生政治影響——例如，為了確保財富的公平分配，公有制是必要的——但經濟結果是重點。然而，列寧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學說，它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制度不僅關注經濟結果，而且還關注如何保持和穩固現有政權。

這對希望在中國做生意的人有著重要意義。如果中國只關心經濟結果，它將歡迎外國企業和投資者。如果他們還幫助中國實現經濟增長的話，中國將把他們視為平等的合作伙伴，不關心誰擁有知識產權或合資企業的多數股權。但是，由于這也是一個列寧主義的制度，這些問題對中國領導人至關重要，無論他們的外國伙伴在經濟上是多么地有效或有幫助，他們都不會改變想法。

中共列寧主義式的領導選拔方法也是其保持合法性的一種方式，因為對許多普通中國人來說，這種方法可以產生相對稱職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是由中國共產黨挑選出來的，而且是從成功治理鄉鎮開始，一步步晉升到省級，然后才進入政治局。如果你不能證明你作為管理者的價值，你就不可能成為中國的高級領導者。中國領導人認為，與許多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政體上的列寧主義式規則使得中國政治遠沒有那么專制或有那么多的裙帶關系。

要獲得成功，掌握列寧主義的學說仍然很重要。不管是加入中國共產黨還是進入大學，人們都需要學習馬列主義思想這門必修課。而這也成為了中國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從2018年的電視理論對話節目《馬克思是對的》就可以看來。通過“學習強國”等便利的應用程序來教授包括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和習近平在內的思想家們的基本知識，政治教育如今已成為21世紀的業務。

電視節目《馬克思是對的》截圖

中國政治的列寧主義性質也可以從其討論政治時所使用的語言中得到印證。中國的政治話語仍然根植于馬列主義的“斗爭”和“矛盾”思想——兩者都被看成是促成必要甚至有益的對抗局面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取得勝利結果。

中國利用其特別的“威權模式”——以及其認為的合法性——與民眾建立信任，不過這種方式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會被認為具有高度的干涉性。例如，山東省某市利用大數據（政府可通過監控和其他采集數據的基礎設施獲得）為人們設定其 “社會信用評價”。這會根據公民平日政治或經濟上的信用良好與否來獎勵或懲罰他們。獎勵既有經濟利益上的（例如可以獲得抵押貸款），也有社會公共服務上的（允許購買新高鐵的車票）。那些社會信用分數較低的人可能會發現自己無法購買機票或無法在某應用軟件上約會。對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自由主義者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前景；但對中國的許多普通人來說，它是個人和國家之間簽訂的社會契約中一個完全合理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