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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想法可能與中國向國際上英語聽眾展示的、儒家對外宣稱的“仁愛”與“和諧”的概念大相徑庭。但即使是這些概念也導致了西方人相當大的誤解，他們常常把儒家思想簡化為令人厭煩的“和平”與“合作”的思想。對中國人來說，實現“和平”與“合作”的目的在于尊重一個恰當的等級制度，而等級制度本身就是一種控制手段。在后啟蒙時代的西方看來，“等級”和“平等”似乎是對立的概念，但在中國，它們卻具有內在的互補性。

如果西方人要對如何與中國打交道或在中國投資作出更現實的長期決策，那么認識到“威權”的馬列主義制度在中國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有效的這一點至關重要。但第三個誤解也會誤導那些尋求與中國接觸的人。

誤解三：

中國人像西方人一樣生活、工作和投資

中國近來的歷史表明，中國人與他們的國家作決策的方式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無論是在時間觀念方面，還是在最令人擔心的風險方面。但由于人們傾向于相信其他人也會像他們一樣作決策，這可能是西方人最難以克服的一個誤解。

讓我們想象一下一位如今已經65歲的中國女性的故事會是怎樣的。出生于1955年，她小時候經歷過“大躍進”，十幾歲的時候成為了紅衛兵。由于父母是知識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而她則高喊著崇拜毛主席。到了20世紀80年代，她是第一代重返大學的人。

接著，在20世紀90年代，她利用新環境下的經濟自由，在其中一個經濟特區成為了一個30多歲的企業家。她買了一套公寓——這是她家歷史上第一次有人擁有房產。由于想積累更多經驗，她在一家總部位于上海的外國資產管理公司擔任投資分析師。盡管她的雇主為她制定了長期的職業規劃，她還是離開了這家公司，因為一個競爭對手可以提供少量的短期內加薪。

到了2008年，她最大限度地利用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購買了新的消費品，這是她的父母以前做夢也實現不了的。到了2020年，她希望看到自己7歲的孫子和剛出生的孫女（直到最近才開放二胎）過得好。

許多中國內地消費者更喜歡股市的短期收益，而不是把錢鎖在長期儲蓄工具中。市場研究一貫顯示，大多數內地個人投資者的行為更像交易者。比如2015年的一項調查發現，盡管頻繁交易是在破壞而不是創造長期基金的價值，81%的個人投資者還是選擇每月至少交易一次。這一數字高于所有西方國家（例如，只有53%的美國個人投資者如此頻繁地交易）；甚至高于鄰近的香港——另一個也喜歡賭博，并且有著相似的資本收益免稅制度的漢族社會。這表明，中國內地特有的某種東西影響了這種行為：現在購買股票的那些人或曾經經歷過對長遠未來的不確定性，或將其傳承了下來。

這種專注于確保短期收益的做法就是這位上海的年輕資產經理放棄了一份未來可期的工作，而換了一份收益相對較小但能立竿見影獲得加薪工作的原因——這種行為仍然困擾著許多試圖留住人才和管理層的企業。人們通常是在滿足了他們對短期安全的基本需求之后，才愿意承擔長期職業風險的。

例如，我們曾采訪過一對夫妻，妻子“下海”創業了，成為了中國眾多的女企業家之。她之所以能下海，是因為她丈夫在國有企業工作，有著雖低但穩定的收入，能為家庭提供安全保障。房地產作為長期投資的資產類別之一，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投資——其25歲至69歲人群的所有權從1988年的14%增長到2008年的93%——這種變化也是出于對安全的需求：與所有其他資產不同的是，如果出現社會問題，房產起碼能給人提供庇護之所。

（與個人）相比之下，政府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則偏低，并且非常關注長期回報。大部分投資的方式仍然是中國共產黨蘇聯式的五年計劃，其中包括發展以太陽能技術、“智慧城市”和高密度節能住宅為基礎的“生態文明”。如果沒有政府的參與，這樣的雄心壯志是不可能實現的——在中國，這種理想是相對迅速而容易實現的。相比之下，西方經濟體在這些問題上的進展往往極其緩慢。

個人和國家關于投資的決策都有同一個目的：在一個不可預測的世界中（為自身）提供安全性與穩定性。盡管西方許多人可能認為，中國在其21世紀的全球計劃里只看到了機會，但其動機卻截然相反。在中國動蕩的現代史上，它一直受到外國勢力的威脅，無論是在亞洲內部（尤其是日本）還是在亞洲之外（19世紀中葉的英國和法國）。

因此，中國的領導者認為，外國的介入與其說是機會的來源，不如說是威脅、不確定性，甚至是屈辱。他們仍然將許多不幸歸咎于外國的干涉，即使這是發生在一個多世紀前的事情。例如，英國在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中的角色開啟的100年仍被中國人稱為“屈辱的世紀”。中國的歷史繼續影響著它對國際關系的看法，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目前對其主權不可侵犯的堅持。

和西方人不同，那些經歷過他們無法控制的艱難時期的人更傾向于在短期內作出一些關鍵選擇。相比之下，政策制定者們則在尋找在未來獲得更多控制權和主權的方法，他們的計劃比西方要長遠得多。這種對可預測性（或者說穩定性）的共同追求解釋了以控制為核心原則的“威權體制”何以能保持持續的吸引力。

……

許多西方人接受了中國呈現給世界的解釋：1978年鄧小平開始的“改革開放”時期強調要避免文化大革命時的那種激進且往往充滿暴力的政治體制，這說明意識形態在中國已經不再重要。現實情況則大不相同。自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是塑造中國人民的制度、社會和日常生活的中心。黨始終相信和強調中國歷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它們所包含的一切。除非西方企業和政治家接受這一現實，否則他們將繼續誤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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