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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前世界銀行咨詢顧問尹伊文、觀察者網專欄作家宋魯鄭】

在華盛頓期間，有機會和多位學者就中美制度、此次大選面對面地交流看法。雖然都是個人看法，但都頗有啟發。

第一個拜會的學者是西方非常著名的漢學家李成先生。他是全球第一智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及其發展。其新書《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政治》（副標題是：集體領導的再評價）剛剛出版，我們便從這里談起。

宋魯鄭和李成先生合影

他認為西方一些學者和媒體對中國并不了解，而且有不少偏見，對六中全會的評價也比較偏頗，比如只看到“核心”的提法卻忽視對集體領導的強調。實際上中國的政治日益制度化，非常有韌性。他認為中國政治模式是可持續的，未來有可能會有更大的開放度和包容性。

李成先生對十八大后走上歷史舞臺的習近平四年來的表現非常贊賞，甚至認為他“拯救”了共產黨，重新建立了民眾對共產黨的支持和信心。對于敏感的人事問題，他認為黨內民主和制度化的方向不會改變。

在談到西方的民主制度時，我們共同的看法是西方政治道德感欠缺、過于強調契約。道德和習俗是寫在人的心里的，而契約和法律則是寫在紙上的。以中國為例，孝做為一種價值觀根深蒂固，雖然沒有法律的強制力，但人人皆會認同發自內心的服從。另一方面法律對各種犯罪行為有著強大的懲罰機制，但違法之人比例在各國都不低。所以僅僅按契約來運作的國家，難說穩定，治理成本也會很高。雖然美國有著長久的民主傳統，也有著相對完善的選舉機制，但仍然無法避免特朗普的脫穎而出。李成先生認為，這次大選確實暴露了美國制度的許多漏洞。

我們也都認為一個社會肯定存在多種價值理念，而且每種價值理念之間會有沖突，比如自由和安全之間就存在張力。因此一方面避免某種理念的絕對化，另一方面則需要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西方現在的問題是把自己的理念絕對化，推到置高無上的地步，這種極易導致問題。目前出現的各種政治正確就是如此。而一向有中庸傳統的中國則可以探索出一條更平衡的體制。

李成先生認為西方確實面臨種族結構變化和中產階級縮小的挑戰。當然這兩者都是動態的，現在下結論還過早。

中美關系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和我不同的是，他認為中美可以實現雙贏，比如在經濟領域。另一個不同之處在于他認為中美之間的沖突主要是因為誤會、誤解。我承認這只是一個因素，比如美國用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來看待中國的崛起。這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的傳統，并不適合中國。不過考慮到中美有上百個不同層階的交流渠道和平臺，誤會應該已經減到最小。我還是感覺利益沖突是最根本的，比如誰是第一大經濟體，誰是世界貨幣，誰的制度更好，誰擁有制訂規則的權力。

關于這次大選，李成先生有一個很新穎的看法：特朗普的崛起也可以看作是美國幾十年來強勢的民權運動的反彈，但這或許是逆流，而非代表美國社會未來發展的趨勢。

第二位學者也是華裔：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曾任世界銀行咨詢顧問的尹伊文女士。

她認為美國利用負債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有重大缺陷，因為人們的很多消費是非理性的，只顧眼前享樂，不顧未來利益，而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生產商還千方百計地刺激人們的消費欲望，更是讓人們非理性地去買很多無用甚至有害的東西。這樣的消費拉動會把大量資源配置給對未來發展無用甚至有害的東西，而對未來發展有利的東西，譬如醫療教育等等，卻不能在這種市場消費拉動的模式中得到足夠的資源。這種模式不能實現對未來發展有利的資源配置。

我們共同的興趣是西方的民主。她的一個觀點非常令人共鳴：西方一人一票的選舉制一方面賦予民眾權利，但另一方面卻沒有要求相對應的責任，出現了不負責任的濫行權利現象。

她舉例說：一個人想開車，就需要考駕照，必須承擔起社會安全的責任。在社會上，進入很多行業、從事很多事業都是有門檻和條件的，以達到權利和責任的統一。但涉及社會重大利益的國家領導人選舉，卻只有權利沒有責任，這實在不是一種理性的制度安排。

很多人參與選舉的時候，對候選人和選舉內容缺乏了解，一無所知也可以去投票。所以才會出現英國退歐、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里斯本條約的事情來。許多選民并不了解歐盟，也不了解里斯本條約的內容，僅僅是因為對現政府不滿就投票反對。或者僅僅是出于自身短期眼前的利益而否決。

另外，利益集團的政治精英也會利用這種“不負責任的權利”來誤導大眾，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如此誤導的結果。

2003年4月7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工兵營的士兵大聲催促步兵快速通過受損嚴重的巴格達公路大橋

但是要想給選民設置責任門檻，從操作層面來看是相當困難的。我個人認為，只要是票選制度，這就是一個結構性、內生性無法解決的問題。

尹博士在美國生活多年，自然注意到在民主體制下無法選出最優人才的弊端。她從社會學的統計角度分析道：在任何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智商都是接近中位數的。所以用這種選票產生領導人的方式，其優點是不會讓智商很低劣的人當選，但缺點則是很可能也無法選出最優的人來，因此產生了民主制的“趨中化的自弱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