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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代中國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管生產，還是管流通。

克里斯特娃在她的研究中，曾試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的剖析，來發展一種獨特的更為激進的符號學理論。克里斯特娃認為馬克思將生產視為一種意義結構，是將生產放在產品的分配、交換和流通等社會生產關系中，是從交換和流通的角度進行研究，而她則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思路，她關心勞動在進入交換關系之前的“另一場景”，“即在價值凝結之前勞動自身的生產狀況。這一場景因其難以公度而為研究所忽略，只能放在交流和交換系統中通過價值流通或者貨幣符號流通進行研究。”[6]如果將這里的激進性倒置，即不是從符號和意義生產的角度出發，關心進入流通之前生產的可能性，而是從國家治理的保守角度出發，那么重要的恰恰是控制意義的流通領域。

為了論述的清晰性，這里舉一個最簡單的實例。迄今為止，曾經在海外一度熱炒的“中國崩潰論”在互聯網界已是一個笑談，其代表人物章家敦則成為了網民調侃、嘲諷的對象。從“管生產”的角度來說，清朗網絡空間顯然需要將這些有害信息清除，但從“管流通”的角度來看，有害信息“中國崩潰論”在流通層面的含義卻發生了改變，特別是在社交媒體傳播的條件下，恰恰是在一刻不停地彰顯著西方話語的荒謬和網民對中國道路的高度自信。

于是，刪除有害信息反而存在著負面的效應，而認為符號信息的生產、流通以及最終接收有著固定的同一性，無疑是治理惰性的體現。所謂高端黑、低級紅的現象，最容易在這種情況下滋生，比如將“新婚之夜抄黨章”這類新聞作為正面材料宣傳。這甚至意味著，不能只考慮生產層面信息的真實性，而要重視流通層面可能產生的傳播效果。

強調“管生產，還是管流通”的問題，就意味著必須尊重文化符號生產的規律，同時找到管理流通領域的合適手段。正如過去十年中國互聯網世界呈現出的景象，大量認同中國道路的群體的誕生及其文化生產，對國家介入意識形態治理提供了趁手的武器和良好的基礎，這表明文化權力的真實來源是文化繁榮，而不是管理上簡單的全面覆蓋。

早在1956年提出的“雙百方針”，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反對文化、科學領域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簡單粗暴的行政領導方式。鄧小平曾表示：“如果我們不注意，不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要僵死起來，馬克思主義要衰退，只有……各種意見表達出來，進行爭辯，才能真正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辯證唯物主義。這一點，斯大林犯過錯誤，就是搞得太死，搞得太單純了。”[7]

在1953年之后，中央對文化工作的領導力度就隨著文化管理機制和制度的建設完善而進一步加強，“管理權限和范圍擴大，各部門的職能分工更加清晰和合理”，但是，由于這種規管是最直接地介入文化的生產領域，“1955年秋天以后，聲討胡風和肅反運動最激烈的階段過去了。然而，知識界空氣空前沉悶，知識分子心情壓抑，意志消沉，政治熱情、工作熱情收到嚴重挫傷。肅反運動也打擊了知識分子鉆研業務的積極性。在如此環境中，不僅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從事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也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之中。這種現象在文藝界特別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擱筆不寫，解放區來的作家也屢受批判，文藝作品不但數量少，而且題材狹窄，主題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畫公式化。文藝批評家更陷入動輒挨批的境地。”[8]

“雙百方針”之前，從體制上講社會主義政教完成了對所有文化領域的全面覆蓋，但這種覆蓋并沒有讓國家層面的文化權力得到提升，官話套話和教條主義反而讓國家濡化能力存在下降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