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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這個概念本身恰好有助于顯示與理解了這一難題，這一能力屬于作為國家基礎能力的濡化能力或者意識形態治理的一部分，而之所以突出“文化”，意味著將重心放在了非理性地說教或教育的另一層面，即所謂“漫散性權力”——“漫散性權力往往被人們忽視，但它恐怕更重要。這后一種權力以一種近乎本能的，無意識的，分散的方式滲透到所有居民的潛意識中。漫散性權力關系的關鍵不是命令與服從，而是內化的程度。當社會核心價值或國家意識形態被人們廣泛接受時，對這種漫散性權力的服從表現為漫不經心、潛移默化、自覺自愿。”[12]“管情感”即是承認，濡化不能僅僅追求觀念上的政治正確，其最終的目的是人的改變和塑造，是感覺、潛意識和本能上偏好的轉變。

同理，“文化治理”的研究與“文藝政策”、“文化體制”的研究均有交叉而又不盡相同。文化體制或制度研究的不是治理行為的原則和邏輯，而是政府和社會關系的“規范化表達”，是“各種相互聯系、相互交織的關系網絡結構化的結果”或者“各種具體關系的契約形式”[13]；而文藝則是一個略狹隘的概念，將所有與“漫散性權力”相關的統稱為“文化”，類似于康德的語言藝術包含了“雄辯術”與“詩藝”，意味著有一些行為比如宣傳、教育，固然以說教為主，但也內在地呼喚著更有效動情的“漫散性權力”，從而會改變其實踐的行為原則，相反，有一些文藝則由于生產的教條化，反而不在“文化”這個概念中。

另一方面，“文化”的復雜性則自然地呼喚著“治理”的出現，一種與官僚制與科層制的規管相抵牾的原則。“治理”大概是在過去30年間才突然變得時髦以及被學界普遍接受的，這一情況是與福利國家的衰退，公共管理的范式轉換，國家角色的改變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緊密相聯系的，其背后實際上是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認為“政府”管理方式落伍并沒有效力，不應當再居于核心的管理地位，而“治理”邏輯才是更有效率、質量更高的。

雖然已有學者指出，這種貶低政府作用的“治理”只是晚近出現的一種神話，并沒有靠譜的現實依據，是一種本末倒置[14]。但似乎唯獨在文化的領域內，“治理”原則是我們格外需要重視的，恰如在其它領域是要擺脫“治理”邏輯的迷信，但文化領域卻因追求“漫散性權力”而必須尊重其特殊性，兩者千萬不能顛倒了。當然，這里強調“治理”不是為了讓渡而讓渡，更無意一步邁入福柯意義上的“治理術”，徹底放棄“管生產”，而是為了更有效的“濡化”，為了確立一種針對改造人心的治理邏輯、原則和思路的一般理論，并廣泛地運用于意識形態相關的多個領域中，其中必然包含著防止去政治化的努力。

然而，如何平衡“管理性”和“管情感”，追求“漫散性權力”并防止說教甚至批判的擴大化，讓民眾真正改變自身對政治的情感、態度、立場乃至行為，這在漫長的社會主義文化實踐中始終是個難題，在治理領域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操作種也存在長期反復。1960年代，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一次主持文教小組會討論“文藝十條”時就曾表示：我不喜歡什么“潛移默化”這類提法，“教育作用”就是“教育作用”。[15]

當然，彼時的語境涉及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教育作用”訴諸的是新人內心的斗爭與自覺狀態，以及廣大人民均可被教育的可能，因而對“潛移默化”的懷疑自有其合理性，這背后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學層面的根本問題，與一種純粹的觀念灌輸并不是一回事。

但陸定一的這句話仍然顯示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家對“漫散性權力”的重視程度不夠。盡管也必然能找到一條相反的線索，即當治理者明確意識到，新社會和新道德的建立不可能僅依靠“半條心”為基礎，就還是要求助于“潛移默化”或“潤物細無聲”，但在實際的文化實踐中，簡單粗暴的治理方式仍不斷生產出“半條心”。

比如著名的“五五戲改”中，湖北孝感一位漢劇老藝人就感慨道：“我經常和一些朋友談到戲劇前途，真是令人灰心，眼望著身經百煉千錘學成的一些戲，被‘教育性’、‘思想性’一出一出打入死牢，唱來唱去總是眼前幾出戲打轉，觀眾看厭了也就不來了……”[16]這里所謂的“觀眾看厭”，就是變文藝為說教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