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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點倡議，北大的師生應該超越“知行合一”，踐行“知成一體”的新理念。

“知行合一”由明朝的王陽明提出，在中國哲學史上有很大的貢獻。王陽明倡導的是道德哲學，“知為行知始，行為知之成”，如果一個人知道應該忠于國家、孝順父母，在行動上這樣做了，也就是忠了、孝了，所以，只要“知行合一”了，就實現了“知”的內涵和所要達到的目標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目標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前面所談“西天取經”的經驗來看，那些，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產生的原因似乎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是，按那些理論來解決存在的問題，經常是事與愿違，有時甚至把問題搞的更糟。所以，“知行合一”對社會科學理論來說并不合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唯成乃真知”，這個標準對自然科學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社會科學“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被許多學者認為是兩回事。但如果不能“改造世界”，那么為何要學習理論？而且，任何理論都只是一個幾個因果變量之間關系的簡單邏輯體系，真實世界中的變量無數多，一個現象如果可以用一個保留在某個理論模型中的幾個因果變量來解釋，也必然可以用其他幾個變量的因果組合來解釋，但并不是每個可以解釋一個現象的理論，都揭示了這個現象產生的原因。

所以，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不能滿足于一個理論可以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必須接受和自然科學同樣的標準，只有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15]如果一個社會科學的理論不能達到解決社會問題，實現改造好社會的目標，代表這個理論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對問題的認識還沒有到位。所以，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從王陽明道德哲學追求的“知行合一”，往前一步追求“知成一體”。

在提倡“知成一體”時，我也按照王陽明的四句教提出了四句：“因行得知，用知踐行，唯成證知，知成一體”。第一句，“因行得知”，任何社會科學的理論都是來自于社會經濟現象的總結，現象都是行為的結果，所以“因行得知”的“因”有“依靠”和“因為”兩層含義；第二句，“用知踐行”，學習理論的目的不僅在于認識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所以，要用理論來指導實踐；第三句，“唯成證知”，只有按照理論去做，能達到理論所預期的結果，才能說這個理論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假如說踐行的結果不成，那就要回到第一句，根據新的經驗和認識，修正、提出新的理論，然后用新的理論來指導實踐，如此反復直到能成，才能達到第四句“知成一體”。

五 結語

在北大建校120周年即將來臨之際，我提出這兩點倡議。北大的師生若能“超越西天取經，踐行本土自主理論創新”、“超越知行合一，踐行知成一體”。哪個學科能這么做，哪個學科就是世界一流學科，如果北大的各個學科都能這么做，北大就是世界一流大學。而且，如果我們能這么做，就能夠真正的落實北大建校的宗旨，以我們的知識貢獻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終實現，并且，其意義還不僅止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到今天為止包括中國在內，世界上85%的人生活在發展中國家，過去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思想認識上則一直還沒有擺脫西方發達國家理論、經驗的影響，在工業化、現代化上做了無數的努力卻屢遭挫折。如果北大的師生敢為天下先，回歸中國自主的本土理論創新，幫助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由于我國的條件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接近，來自我國的理論對其他占世界人口65%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鑒的價值。中國文化追求“已立立人，己達達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還應該像在漢唐盛世一樣提升我國思想理論的國際影響力，以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實現他們孜孜以求的擺脫貧困，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愿望。

注釋：

[1] 根據2017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成立1周年慶祝會上的主旨演講整理。

[2] 以下所引用的歷史數據取自Angus Maddison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 以及世界銀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年的數據取自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set。

[3]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對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門檻根據通貨膨脹的情況時有挑戰，現在中等收入的門檻為1,046美元，高收入的門檻為12,736美元。

[4]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5]Murphy, Kevin, 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2). 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01-45.

[6]對這三個問題的論述取自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以及Lin, Justin Yifu (2013).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46(3): 259-68.詳細的論述請參閱以上兩文.

[7]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ECD.

[8]和“后來者優勢”（the latecomer’s advantage）相關的一個術語是“后發優勢”(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后者由Gerschenkron 提出，指先進的工業部門出現新的技術時，發達國家必須先拋棄現有先進部所運用的技術設備才能采用該新的技術，發展中國家則現有的是傳統落后的產業，在升級進入到新的先進工業部門時，可以直接采用該部門最新的技術，所以，發展中國家采用新技術的機會成本比發達國家低，這個優勢被稱為“后發優勢”。“后來者優勢”則指的是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靠自己發明，而發展中國家可以以引進發達國家已有的技術和產業作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源所形成的優勢。有關“后發優勢”的討論見Gerschenkron,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0]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11]Lin, Justin Yifu and Li, Zhiyun (2008). ‘Policy Burden, Privatis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6:90-102；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12]Lin, Justin Yifu (2014). “Washington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18, No. 2 (2014), pp.96-113。

[13]其實發達國家的新理論也是對新出現的經驗的總結而取得的，而新的經驗也總是在沒有理論甚至是違背舊的理論的情況下創造出來的。

[14]林毅夫，“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賀《經濟研究》創刊四十周年”，《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

[15]例如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會有一種預算軟約束的現象，也就是發生虧損時政府會給予補貼。國際上同行的是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體出的看法，認為這是由于國有企業是國有的，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像父子，所以，政府不能不給予虧損的國有企業補貼。而按我在前面對計劃經濟“三位一體”體制產生原因的分析，社會主義國家企業經營不好，是由于這些企業所在的行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沒有政府的補貼無法存活，這些企業的行業選擇是政府的發展戰略決定的，因此，政府對企業的虧損負有補貼的責任。兩者的分析從邏輯來講都是自洽的，但是，若是科爾奈的分析是正確的，私有化以后政府的補貼就會停止，而按我的分析，私有化以后若給予國防安全或社會穩定的原因，政府仍要這些企業存在，不僅補貼不能停止，而且，企業向政府要補貼的積極性會更高，政府實際給的補貼會更多。蘇東在推行“休克療法”以后，實際產生的就是這種情形。關于預算軟約束的討論，詳見：

Kornai, Janos (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39: 3-30；以及Lin, 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 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2):4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