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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聆雨子】

2011年，《建黨偉業》的結尾，一大代表們在南湖的畫舫里抱作一團、淚流滿面地高唱《國際歌》并朗誦《共產黨宣言》，在船頭，周迅飾演的王會悟撐著一把油紙傘款款起身、緩緩回頭、露出一個不可方物的微笑，云開雨霽，那身影恍若女神。

2021年，《1921》的結尾，一大代表們在南湖的畫舫里抱作一團、淚流滿面地高唱《國際歌》并朗誦《共產黨宣言》，在船頭，倪妮飾演的王會悟撐著一把油紙傘款款起身、緩緩回頭、露出一個不可方物的微笑，云開雨霽，那身影恍若女神。

十年時間，兩部電影，在高潮部分的落幅畫面里，竟用了幾乎復制黏貼的鏡頭語言。

哪怕它們出自同一個導演（黃建新，當然，他在兩部電影里都只是“聯合執導”之一）、聚焦同一歷史事件，這種高度重合依然十分罕見。

無獨有偶，同為2021年7月1日上映的《革命者》，張頌文飾演的李大釗和秦昊飾演的陳獨秀在一場決定“要徹底改變這個世界”的對話戲里，邊吃著涮羊肉火鍋邊聊，而且，不知是巧合還是故意設計，鴛鴦鍋辣味的那一半對著外向的陳獨秀、不辣的那一半對著沉穩的李大釗——一切細節，又和《建黨偉業》里一模一樣。

《革命者》和《1921》兩部電影7月1日上映（圖片來源：1905電影網）

政論、歷史和劇情：不同階段的不同任務承擔

我們大概可以將上面的奇特現象，稱為“經典文本的隱形滲透與慣性復現”：對類似題材的反復演繹過程里，前后相繼、經驗疊加、彼此借鑒，以往某個標桿式的處理珠玉在前，讓后來者情不自禁地、甚至是下意識地沿用了其中的某些范型。

它說明什么呢？說明對于中國電影而言，“建黨”是一個被“反復演繹”的大IP，是一份“群體記憶”，是一種可以產生“慣性復現”與“隱形滲透”的“經典文本”。

從《建黨偉業》到《1921》，還要加上更早之前的《開天辟地》（1991年黃亞洲編劇、李歇浦導演），正好分屬于上世紀到本世紀的每一個十年，“前后相繼、經驗疊加、彼此借鑒”，重大獻禮類主旋律電影的象征性依舊，而其表現性則日益多元多樣。

因為是主旋律，因為是重大獻禮，這條路除了藝術和技術的因襲，還多了一份精神傳承的味道。這條路理應會在建黨百年到達一個里程碑，也理應獲得思路梳理、經驗總結、價值評估。

畢竟，我們剛迎來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七一檔”——第一個由“重大獻禮類主旋律電影”撐起的檔期。要知道，在那之前，“檔期”一直都是個純商業概念。

從所涉及歷史時區的長短來看，上述三部電影，分別是“中景-全景-近景”的差異：《開天辟地》以建黨兩年前的五四現場切入，《建黨偉業》自清末和辛亥娓娓道來，《1921》則文如其名——凝練在一年（1921），凝練在一地（上海），凝練在一事（開會）。

這些選擇各有道理，因為它們本身就反映了不同的創作要求：

《開天辟地》回答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什么”這個問題，所以它要從最切近的“為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的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開始。

《開天辟地》官方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建黨偉業》回答的是“為什么要建黨”這個問題，所以它的整個結構就是先向大家展示“什么路都走不通”，然后再來到“這條路”上——“試錯”的過程，構成它的主體部分。

對《1921》而言，前兩個問題都已經是社會共識，它回答的是“要怎么建黨”這個問題，是方法論上的艱難和勇敢，于是它直接把自己放在那個具體的時刻，一開篇的對白就是“我們要建立一個組織”。

一個是what，一個是why，一個是how。

《開天辟地》是上世紀國營片廠時代那些大制作的標準風格：相當寫實的“準文獻紀錄片”，樸拙、嚴肅、端方正直，時時著眼于理論的探討，一上來就是李大釗和胡適的問題與主義論爭，后面還出現了共產黨人與無政府主義的分野、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辯論。

《建黨偉業》像是在電影作為公共文化消費品的渠道下沉和受眾普及背景下，用更廣闊的視野，把“完整地交代歷史知識”擺在最前，拍出一部視覺版教科書。

《1921》又不一樣。黃建新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建黨偉業》（的任務）是點狀的，出現了兩個點就沒了，而《1921》有從始至終貫穿的人物來銜接故事。”有了人物就會有情感關系、工作關系，有了故事，電影就會開始在情節上發生轉折和沖突。

黃建新導演（圖片來源：新華社）

注意，人物、故事、情節，這些看起來暫時與意識形態關系不大的、隸屬于電影本身的詞匯，構成了《1921》的關鍵——很快我們還會講到，它們，甚至構成了當前主旋律電影發展新方向上的關鍵。

那么，要為三者下定義，不妨概括為：政論片-歷史片-劇情片。這三個片種，恰恰是建黨題材一路走來時，對自己所置身的不同時代、所肩負的不同文化使命，所做出的不同回應。

當然，“歷史片”和“政論片”，也并沒有在建黨題材里，失去它們的當代價值：

《1921》依然圍繞著“來自不同地域的不同代表分別經歷了什么”，做出了很多輔線性前文本，讓時間形成歷史性的立體散射，更不用說，它在片頭和片尾用大量黑白真實鏡頭所補充交代的中國革命簡史。

而同時上映的《革命者》，雖然是一部焦點更加明確的傳記片（濃縮于李大釗一人），且用了文藝片的敘述思路——打亂時間線的碎化剪輯、隨時建立過去和現在的互文關系，但其實，它非常側重政論：在它的每一次非線性閃回里，都對應著一次政論式的碰撞、試驗、爭鋒和實踐——李大釗和陳獨秀之間、和孫中山之間、和蔣介石之間、和毛澤東之間、和張學良之間、和底層民眾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