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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化是一把雙刃劍

如果說主旋律的類型化是一種已持續多年的、也基本可視作成功的趨勢，那么主旋律的青春化，就是一種出現得更加晚近、也更有爭議的新現象。

首先必須提醒大家注意：我們所說的青春化，不等于偶像化與飯圈化，沒有人規定過，青春就只有后面那幾樣。

一切只取決于，有沒有恰切的情感公約數，來建立起主旋律和青春之間的情感共同體。

目前來看，青春化大致包括內外兩部分：“內”指情緒上的青春熱血、表達上的浪漫和肆意；“外”指使用青春偶像擔綱主演。

“內”的部分當然是成立的。因為那本來就是一個“年輕人試圖做大事”的時代。《1921》為每個出場的人物都標注了年齡，這讓我們意識到，他們原來都這么青春，就連作為他們老師和老前輩的李大釗，也都不過才29歲。

他們也是80后和90后——19世紀的80后和90后。他們的勇敢、決絕、堅定不移、百折不撓，他們對光明未來的追尋，都是青蔥歲月的一部分。他們擱在當時的中年人眼里，也不過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不安分念書做工當官賺錢、滿腦子胡思亂想的混小子。

李達夫婦在屋頂唱國際歌、李達熬夜工作后爬上屋頂擁抱太陽、何叔衡深夜落淚講述參加革命的緣由，還有毛澤東在霓虹和煙火下的縱情飛奔，這些都是標準的“青春片”的拍法。

他們配得上這種青春化敘事，那個時代里那一份燃爆了的挺身而出，那個初升旭日般年輕的黨，和她正在揭開的少年中國，也配得上這種青春化敘事。

更何況，青春還在代際之間嬗遞，向著更年輕的一代又一代，這才有李達夫婦住所對面窗戶里的小女孩，才有片尾參觀一大會址的那一批批小學生。

而“外”的部分，情況就有點復雜。《1921》在曝出選角名單時，就引發過一輪爭議。

“流量”和“偉人”之間，確實形同天塹。而且，一旦大批愛豆帶著偶像包袱進組，人人都要獲得足夠的鏡頭和戲份，客觀上會造成一個本就枝蔓迭出的題材，變得愈發雜沓破碎。

但也要看到，在“誰來飾演偉人”這道門檻上，中國影視的標準本就是逐漸放寬放活的。比如毛澤東，最初是特型演員的專屬（古月、王霙、侯京健這老中青三代），后來有了唐國強這樣本身不是特型演員、卻因多次成功扮演、活生生把自己變成了特型演員的案例，再后來，還有劉燁、谷智鑫等其他中生代演員的出色表現。既然這樣，王仁君和李易峰的嘗試，也沒有什么可詫異的。

當然，演偉人本身意味著一種更高的要求：無論對演技，還是對人格（因此有過污點的藝人必然不在考慮之列）。那反過來說，這樣的體驗，也是讓年輕一輩演員獲得精神洗禮和升華的最佳機遇。

而且，他們未必沒有他們的優勢：王仁君就談及“導演不希望毛澤東主席后來在思想上的成長、高瞻遠矚和領導經驗代入到他的青年時期”，還原青年狀態、不把他后面的性格和特征完全帶到前面來，“沒演過的人”反而能擺脫先入為主的包袱。

如果我們把成功詮釋偉人的考評要素從單一的“形”的肖似，推入“得神忘形”的境界，那“他長那樣怎么可以演領袖”壓根就成了個偽命題，更不必講像周恩來那樣，當初本來就有超高顏值。

總之，發揮年齡優勢，深入洞悉這些偉大人物年輕時的心靈源動力來自哪里、他們身上的少年感和理想之間的關系，發揮號召力優勢，讓更多年輕觀眾加入這份精神共振當中。

這樣，就不至于讓這類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永遠停留在卡司陣容上，也不至于讓這類影片激起的熱議，永遠充斥于“我家哥哥好帥”上。

這就是我們對“青春化”敘事的態度：在“道”的問題上，它是擁有合法性的、是不必去苛責與懷疑的，而在“度”的問題上，它是需要斟酌、需要進一步規范和嚴謹對待的。

理性看待前者、認真琢磨后者，此為正道。

不要忘記，今年建黨紀念活動各色宣傳海報上的標語，寫的正是：“一百年，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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