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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的“全球史”以人類社會生活為本位，似乎歐洲文明內部爭奪世界支配權的血腥廝殺已經決出勝負，自由主義政治人所憧憬的全球化“世界公民”社會時代即將來臨。即便沒有來臨，施米特的《大地的法》所開創的“全球史”研究仍然以國家為本位，同時又超逾了“歐洲中心主義”，其學理依據反倒是：大國間的廝殺并沒有終結，不過是越出歐洲范圍擴展到全球而已。

當面對問題意識明顯不同的兩種“全球史”概念時，選擇與以人類社會生活為本位的“全球史”接軌便意味著，我們相信“世界公民”社會的全球化時代真的會來臨。如果情形并非如此，如果18世紀以來迄今不衰的“世界公民”社會理念也許是一種烏托邦，如果國家間的廝殺依然頻繁而且慘烈，那么，我們的史學研究和教學致力于給年輕一代灌輸自由民主的“世界公民”意識，其結果便是讓我們的后代忘記自己腳下的土地仍然置身于以國家為本位的全球化沖突的世界歷史時刻。】

引子

晚近30年來，英語學界興起一種名為“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新史學，如今已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美國以及其他英語國家的大學和中學的世界史教學內容。在“與國際接軌”的國策指引下，我國學界也正在奮力追趕這股史學新潮。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 - 2016）在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據說堪稱“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誕生標志。[1]的確，我們應該注意到，該書有這樣一個副標題：“人類共同體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lliam H McNeill （1917-2016）

要理解《西方的興起》何以算得上“全球史”的誕生標志，并不容易。顯然不能說，關注大范圍、長時段的歷史現象，便足以開創世界史的新樣式。著眼高度宏觀的大結構、大過程、大比較的歷史敘事，是18世紀以來的世界史名家都有的本領。如果說顛覆史學的“歐洲中心主義”是世界史新樣式的關鍵特點，那么，麥克尼爾用“西方的興起”這個主標題突顯現代歐洲文明具有的“普遍歷史”意義，就很難說他擺脫了通常所謂的“歐洲中心主義”。如果說從以國家為本位轉向以人類日常社會生活為本位是“全球史”學的標志，那么，麥克尼爾的這部大著以西方現代國家的生活方式為本位，顯然并不符合這條標準。

在筆者看來，如果《西方的興起》算得上“全球史”的誕生標志，那么，麥克尼爾所信奉的誕生于18世紀的“世界公民論”（the cosmopolitanism）才堪稱真正的標志。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中宣稱，這是他確信不疑的“說服力極強的信念”。[2]正是基于這樣的信念，當今的“全球史”編撰學才得以宣稱顛覆史學中的“歐洲中心主義”習性，呼吁從國家本位轉向人類社會生活本位。

眼下我國史學界熱情滿懷地與當代西方的“全球史”史學接軌讓筆者想起：早在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問世之前13年，施米特的《大地的法》（1950）就已經開創了一種“全球史”，而且實實在在顛覆了政治史學中的“歐洲中心主義”。[3]但與晚近的“全球史”研究取向不同，施米特仍然持守以國家為本位的傳統政治史學品格，并不把社會日常生活或社會結構的變遷之類的現象視為世界史研究的首要關切對象。

值得思考的問題來了：以國家為本位的世界史研究，何以可能顛覆史學乃至人文學其他學科中的“歐洲中心主義”？

一、難言的論題

《西方的興起》的核心篇章是第三編，此編標題“西方統治的時代”所確定的歷史大時段為公元1500年至1950年，與書名互為表里。麥克尼爾力圖展現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現代文明”等于“歐洲文明”，“歐洲文明”等于“西方統治的時代”或“西方的興起”。

在漢語的日常用法中，“西方”概念頗為含混，既是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和歐洲文明的總稱，實際含義又更多指16世紀以來崛起的現代歐洲文明。畢竟，入侵中國的既非亞歷山大的希臘聯軍，也非愷撒的羅馬軍團，而是英法聯軍。“甲午海戰”之前，中國在自己家門口已先后與英國和法國發生過軍事沖突。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銘記著“1840年以來為中國的獨立自主而犧牲的英雄”，標明中國的現代史以“鴉片戰爭”為開端，完全符合中國式的世界史分期。

這一歷史事實提醒我們，“歐洲中心主義”這個概念頗為含混。“歐洲”長期四分五裂，各王國間戰事不斷，所謂“歐洲中心主義”當指歐洲的某些強權國家的世界性支配。但即便19世紀初期的維也納會議也沒有真正確定歐洲強國究竟是誰：脆弱的俄、普、奧三國“神圣同盟”并不能支配英國，法蘭西也沒有因拿破侖戰敗而徹底喪失實力。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1833年，蘭克發表《諸大國》（又譯《論列強》），力圖憑靠歐洲人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前才剛剛開啟的世界歷史視野來考察晚近一個半世紀（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期）的歐洲大國沖突，并把這一歷史時段稱為“世界時刻”（den Weltmoment）。換言之，在蘭克眼里，“世界”構成的基本要素是大國沖突。這篇長文不僅是史學史公認的世界史經典文獻，也是“歐洲中心主義”史學的圭臬。通過展示歐洲大國之間相互沖突的最新“趨勢”，蘭克致力澄清“普遍流布的”關于“現代世界形成過程”的若干誤識。[4]從而，所謂“歐洲中心主義”史學，首先指歐洲諸大國爭奪世界支配權的史學。

接下來的“歐洲中心主義”世界史的經典之作，恐怕不得不提到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1861 - 1947）的《歷史的地理樞紐》（1904）和《民主的理想與現實》（1919）。[5]麥金德雖然以政治地理學名家，但他的地理學思想明顯具有世界史視野，并以某種政治理論為前提。

即便按照歷史社會學路向的世界史觀點，諸種文明之間的地緣政治沖突算得上世界歷史最為重要的內在動力機制。[6]文明沖突從古至今都主要體現為政治體之間的沖突，而歐洲自1500年以來直到1950年的沖突，則是同一文明內部的國家間沖突。因此，“歐洲中心主義”史學以國家為本位，不僅有道理，也符合史實。

晚近的“全球史”以人類社會生活為本位，其前提顯得是：歐洲文明內部爭奪世界支配權的血腥廝殺已經決出勝負，自由主義政治人所憧憬的全球化“世界公民”社會時代即將來臨。即便沒有來臨，也值得號召全世界自由民主知識人聯合起來，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本位，包括代議制的民主政體，促使“世界公民”的全球社會早日來臨。于是，史學界的自由民主知識人高舉反“歐洲中心主義”大旗，各顯才華重述世界史，開創了“全球史”的新敘事。

施米特的《大地的法》所開創的“全球史”研究仍然以國家為本位，同時又超逾了“歐洲中心主義”，其學理依據反倒是：大國間的廝殺并沒有終結，不過是越出歐洲范圍擴展到全球而已。1500年以來的世界歷史的現代“紀元”（Era）是歐洲崛起的歷史時刻，因此被稱為“歐洲紀元”（the European Era）。這一“紀元”的終結雖然意味著“歐洲中心”的終結，卻并不意味著以國家為本位的沖突已然終結。毋寧說，現代式的“歐洲紀元”所開啟的歐洲內部的大國沖突格局已經擴展為全球范圍的沖突。

Carl Schmitt （1888-1985）

歷史社會學家有理由用統計數字來證明，“戰爭如何促成國家以及國家如何導致戰爭”仍然是政治史學面臨的基本問題：在18世紀，整個世界共有68場戰爭，死亡人數4百萬，在19世紀，共有205場戰爭，死亡人數8百萬，20世紀則有275場戰爭，死亡人數一億一千五百萬。[7]當面對問題意識明顯不同的兩種“全球史”概念時，選擇與以人類社會生活為本位的“全球史”接軌便意味著，我們相信“世界公民”社會的全球化時代真的會來臨。如果情形并非如此，如果18世紀以來迄今不衰的“世界公民”社會理念也許是一種烏托邦，如果國家間的廝殺依然頻繁而且慘烈，那么，我們的史學研究和教學致力于給年輕一代灌輸自由民主的“世界公民”意識，其結果便是讓我們的后代忘記自己腳下的土地仍然置身于以國家為本位的全球化沖突的世界歷史時刻。

差不多半個世紀前，著名德裔美籍世界史學家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1905–1991）就宣告了“歐洲紀元的終結”（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這一不爭史實。[8]我們直到今天才大致清楚這一歷史實情，不過是因為該書出版之際，冷戰尚未結束，我國也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第二次革命。

Felix Gilbert （1905-1991）

今天的我們同樣很容易清楚地看到，該書副標題“從1890年到當今[1970]”，正是古老的中華帝國艱難轉型進入世界史的歷史時刻。如果我們要從世界史中吸取經驗教訓，那么，對我們具有啟發性的就不會是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而是施米特的《大地的法》。

在簡短的“前言”結尾時施米特就宣告：“歐洲紀元”已經終結，但這個紀元所引出的全球性惡果不僅沒有終結，整個人類的命運還因為這一惡果而更為前景難卜：

迄今為止的歐洲中心（europa - zentrische）的國際法秩序在走向衰落，古老的大地法則亦日薄西山。傳統秩序源于對新世界的童話般的驚奇發現，源于一種空前絕后的歷史事件。只有借助奇幻般的類比想象，人們才能設想一個現代版的國際法秩序，即人類登月的途中發現了一個新的、未知的星體，可以對其自由開發和利用，從而減輕了人類在地球上的爭斗。即便以這種想象為根據，對于新的大地法則來說，仍然存在懸而未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借助自然科學的新發現所能解決的。（頁2）

新派的“全球史”研究據說特別注重世界史研究的具體性，比如商業交往、物種傳播、疾病蔓延、氣候變化，乃至各種日常生活狀態。韋爾斯（John E.Wills）的《1688年的全球史：一個非凡年代里的中國與世界》（2001）名噪一時，據說連續35周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前10名。作者把康熙大帝治下的中國人、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羅斯人、大蘇丹統治下的土耳其人、奧朗則布治下的印度人、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乃至澳大利亞的土著人——更不用說歐洲各顯要王國的歐洲人在1688這一年的生活細節蒐集一冊，讓剛剛進入21世紀的英語世界讀者對世界史的感覺耳目一新。

William John Wills (1834–1861)

盡管如此，韋爾斯承認，在1688年，僅有極少數“幾類歐洲人”“能夠全面把握世界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多樣性及其分布和聯系”。這無異于承認，“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生自有其歷史依據。通過展示1688年的全球生活狀態，作者希望讓今天的人們感到的最大的世界歷史巨變，并非是當時的世界“空曠多了，有大片森林和田野綿延”，也不是當時的世界“安靜多了，沒有擴音器，沒有內燃機”，而是“人類的技術”竟然會有如此迅速的變化，“政治秩序、生活形態”會有如此“天翻地覆的逆轉”。因此，在“序曲”中，韋爾斯提及最多的極少數“幾類歐洲人”之一是洛克。[9]

John Locke （1632-1704）

洛克的政治學說并沒有影響1688年的“光榮革命”，倒是啟發了后來的美國革命。我們難免會問：新派的“全球史”在顛覆“歐洲中心主義”的同時，是否又在打造一種“美國中心主義”？

韋爾斯的說法讓我們看到，“全球史”研究應該關注的歷史具體性，與其說是人類共同體社會生活的日常狀態，不如說是人類生活的秩序法則。1688年的世界并沒有全球統一的秩序法則，如今我們的耳邊不斷聽見“國際社會”“國際秩序”“國際輿論”“國際法庭”之類的聲音，似乎冥冥中真的有一種國際的nomos[法]，其實不然。

施米特的《大地的法》作為“全球史”經典之作，關注的正是這樣的歷史具體性：歐洲國際法的形成及其歷史嬗變是怎么回事。如果說曾有過一種“歐洲中心主義”，那么，歐洲國際法至少算得上這種“主義”的具體體現。問題在于，施米特說這種“國際法秩序在走向衰落”。

有一種觀點認為，施米特筆下的Erde這個語詞不應譯作“大地”，而應譯作“地球”，因為施米特筆下的Erde包括海洋。施米特在“前言”中引用的歌德詩句可以證明，這種看法是錯的。

歌德寫到，“所有無關緊要的事物終將消散，只有海洋和大地巍然不動。”在這里，Meer[海洋]與Erde[大地]并列對舉，可見Erde不能譯作“地球”。用我們的傳統語匯來表達，也許Erde譯作“天下”更為切合施米特的含義。畢竟，施米特關切的是秩序和統治規則。我們若把“大地的法”讀作“天下的法”，或者在涉及Erde[大地]這個語詞時不妨讀作“天下”，可能更有意味。

筆者并非要建議改書名譯法，毋寧說，偶爾將“大地”讀作我們的“天下”，興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施米特所討論的問題。畢竟，《大地的法》或“天下之法”是全球史論著，內涵宏富得讓人眼花繚亂，其中涉及的政治思想史、地緣政治學、戰爭理論等方面的問題，不僅精深，而且富有現實性。

我們隨即面臨一個問題：應該如何把握《大地的法》最為關鍵的問題意識？悉心細讀“前言”便不難發現，這還真是個問題。

“前言”第一句話就別有意味：“這本書是歷經艱難之后的一部不設防的學術成果。”設防還是“不設防”（wehrlose）是軍事術語，學術著作需要軍事警戒式的設防？難道施米特在玩修辭？按照西方文史傳統，史學隸屬于修辭學，史書寫作必須講究修辭。但對施米特來說，所謂“歷經艱難”（harter Erfarungen）或“不設防”之類言辭，還真不是修辭。畢竟，他在1946年至1948年期間曾被盟軍拘留調查。

避免什么嫌疑？顯然是意識形態嫌疑。施米特在“前言”中對“以麥金德為代表的地理學家們”表示了感謝，但他馬上筆鋒一轉：

不過，法學思維還是明顯不同于地理學。法學家對事物與土地、現實與領土的知識并非源于地理學家，奪海概念具有法學而非地理學印記。（頁2）

施米特為什么提到麥金德？因為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和《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地緣政治觀：海屬大國必須遏制陸屬大國，因為后者的地理天性具有侵略性。施米特顯然不贊同麥金德的理論立場，但他要反駁麥金德，又難免面臨政治不正確的危險。因為，麥金德的具有世界歷史視野的政治地理學依托“自由民主理想”，反駁麥金德就有反駁這種“理想”之嫌。

為了忠實于學術職分，施米特不得不反駁麥金德。因此，他在“前言”中特別申明，自己“會嚴格恪守事實依據，包括某些具體問題，以避免任何犯錯誤的嫌疑”（頁2）。換言之，施米特希望憑靠“事實依據”證實麥金德所犯的錯誤：雖然麥金德在第三次表述他的“心臟地帶”論時已經把西半球納入其世界史視野，他畢竟沒有看到全球化時代的真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