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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劉小楓，本文為《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序言】

moment［時刻］注定要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標志，這不僅是因為黑格爾用這個語詞所標明的世界歷史新階段已經成為中國的經歷，或者不易辨識的“馬基雅維利時刻”正在向我們拋出難以抵御的媚眼。毋寧說，古老中國的晚近150年歷史清楚表明，新中國的崛起的確堪稱世界歷史的又一個kairos［關鍵時刻］。

問題在于，對誰來說以及從何種意義上說，當今時代堪稱世界歷史的又一個kairos［關鍵時刻］？顯然，對不同的智識人來說，即便共同撞上同一個kairos［關鍵時刻］，其含義可能會完全不同。

董成龍博士稱自己的這本小冊子《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著實是一篇關于《史記》的讀書報告”。 表面看來的確如此，但讀者恐怕很難把此書僅僅視為一篇讀書報告。畢竟，作者在題為“引言：閱讀司馬遷”的第一章結尾時如是說：

草此小書，以漢朝的立朝與立教為線索，貫通《史記》的敘事和司馬遷的關切；重整這一筆法及其背后的心法，或為在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思考立朝和立教的問題聊備一說亦未可知。

很清楚，作者在今天讀《史記》意在因應“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可是，在上面這段表述中，“立朝和立教”作為問題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有“漢朝的”界定，第二次沒有。按具有世界歷史視野和歷史哲學眼力的政治思想史大家沃格林（1901– 1985）的說法，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時代同樣堪稱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成龍博士究竟要“思考”哪個時代的“立朝和立教”，顯得刻意含糊其辭。在上引那段話之前，作者還說：

司馬遷生逢立朝60余年，國朝業已展開關于德性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并最終于漢武帝時期形成有關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德性的定位，從而規范了漢朝以后的國朝道路，這一道路甚至成為以后中國歷朝“超穩定結構”的規范之一。

董成龍《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在整篇“讀書報告”中，此類修辭或語式不時可見。 很明顯，作者刻意將相隔兩千多年的兩個世界歷史時空中的中國時刻疊合起來，以便思考這樣的問題：當今我們身處的歷史時刻與武帝-司馬遷的歷史時刻有怎樣的政治思想史關聯。

人們難免會問：世界歷史上的古今兩個中國時刻可以疊合起來思考嗎？這樣的疑問其實來自作者自己，因為他在開篇就說：自“泰西政教澎湃東來，華夏大地與產自歐洲的現代國際體系不期而遇”之后，“擺在時人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我們該如何走出中世紀”。既然如此，若把世界歷史中的兩個中國時刻疊合起來看，那么，作者希望今天的我們關切什么值得思考的問題呢？

作者通過體味《史記》書法并追索司馬遷的心法，并非僅僅呈現了自己的深切思考。毋寧說，作者把司馬遷請回當代，敦促我們反省自己含混的歷史意識，縷清自己賴以理解眼下身處的古今之變的政治覺悟。

一、立教時刻與政治史學意識

“立教時刻”是本書的首要關鍵詞，就字面含義而言，它指的是漢武帝形塑中華帝國的那個歷史時刻。由于我們的歷史時刻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該如何走出中世紀”，漢武帝所形塑的中華帝國形態就是我們應該走出的歷史形態。倘若如此，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理解或評價歷史上劃時代的華夏君王。

在我國傳統帝王譜系中，漢武帝早有“雄才大略”、承“三代之風”（班固語）的美譽。毛澤東的光輝詞作《沁園春?雪》具有世界歷史的現代視野，武帝在他筆下僅僅是“略輸文采”，其武功至偉毋庸置疑。但是，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時期，武帝幾乎成了中國歷史上的大罪人：他“獨尊儒術”，使得中國式“君主專制”政體延續長達兩千年之久，罪莫大焉。在現代中國的世界歷史時刻，武帝一度成了史家筆下的鞭尸對象，甚至其赫赫武功也遭貶低。據說，專制君主的種種毛病在他身上已經顯露無遺。

史家貶低漢武，并非現代才有的事情。宋代大政治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痛斥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幾乎與暴虐的秦始皇相差無幾。今天的我們沒想到，若干年前，事情一下子變得復雜起來：當今史學界名家辛德勇教授出版了名為《制造漢武帝》的小冊子，“試圖揭示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時為達到其政治目的而徑隨己意構建歷史的情況。”

辛德勇《制造漢武帝》，三聯出版社

此事的起因是，曾有某位德高望重的古史學家憑靠《資治通鑒》的記載認為，武帝晚年臨逝前曾經轉變治國理念，不再“橫征暴斂、窮兵黷武”，并下詔“罪己”。在晚近的標準國史大綱中可以看到，這事似乎成了武帝應當享有歷史美名的證據。經過現代啟蒙洗禮的我們難免心生疑竇：天底下真有這樣了不起的君王？

德勇教授以令人贊嘆的考證功夫讓我們看到，下詔“罪己”這件事純屬司馬光“隨心所欲構建史事”的編造。不過，志在澄清史事的德勇教授頗有分寸地告訴讀者，他的考證結果至多“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學生，至少就《通鑒》的西漢部分而言，不具備一般意義上的史料價值”。

如今的大學生恐怕不會像史學名家那樣有分寸感，他們也不知道司馬光羅織的武帝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是否同樣“不具備一般意義上的史料價值”，難免會因此對司馬光這樣的歷史思想家留下負面印象。這位大政治家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竟然隨心所欲編造史事，令人不齒。按現代的政治覺悟或歷史意識，這類政治目的不外乎是為專制服務。大學生們一般沒誰會進一步去想，為何司馬光明知武帝一生“窮奢極欲，繁刑重斂”，還要編造他臨終前下詔“罪己”的事兒。

《漢武大帝》劇照

武帝治國“繁刑重斂”，似乎崇尚法術，而晚年下詔“罪己”，又顯得深諳儒術。據說，公元前136年，武帝在宮廷設立了五經博士，10多年后又指定50名太學生跟從五經博士修習儒術，無異于“創辦了一所國立大學”。據此，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古代史名家費正清說：

漢武帝差不多像秦始皇一樣是個完全信奉法家的君主，可是人們一般認為，在他統治時期，儒學成為了中國宮廷中占統治地位的哲學。

言下之意，武帝表面上致力于建構儒家意識形態，骨子里卻施行法家式的統治。當今古史學家的說法沒誰會憑空捏造，個個言有所本。《史記》的寫作年代最接近武帝的時代，想必是當今古史學家憑靠的第一手史料。事情的復雜性在于，我國古代的史家講究“書法”。《制造漢武帝》最后一章以民國初期學人李笠的《史記補訂》起筆，按這位史學家的眼力所見，《史記》書法可歸納為12條通例。其中一例為“叚托”，意即“史貴詳實，然亦有意主形夸，詞務奇譎者，不可以循名而責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