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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小楓】

2002年，豪斯霍弗（1869 - 1946）將軍的《太平洋地緣政治》英譯本在美國出版。該書初版于1925年（1936和1938年兩次再版），差不多80年后的今天，美國的政治學家為何會突然想起這本書并譯成英文？

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 《太平洋地緣政治》

如果我們記得，據說豪斯霍弗的地緣政治學曾為德意志第三帝國提供過戰略指導，并因此而曾被美國政治學家視為“偽科學”，那么，這事就更讓人覺得蹊蹺。

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坦布斯教授為英譯本撰寫的“導言”讓筆者的感覺從蹊蹺變為驚訝：他毫不掩飾地說，翻譯此書是為了應對中國崛起。據說，如果中國將“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帶的陸地國家聯合起來封鎖海洋國家”，那么，麥金德（1861 - 1947）早就預示過的“海洋國家的噩夢”就會成為現實：

美國將何去何從？究竟是正在衰落的大西洋，還是豪斯霍弗預測的未來的海洋——太平洋？[1]

麥金德的確是西方地緣政治思想史上的關鍵人物，但他預言過中國的“崛起”及其威脅？

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及其“心臟地帶”漫畫

美國政治人何時把中國視為眼中釘

科恩（Saul B. Cohen）曾任美國地理學家協會主席，他的《地緣政治學：國際關系的地理學》據說在美國是權威的大學教科書（2009年初版，至2017年已印行六版）。這位研究中東地緣政治的專家在書中對美國學生說，“麥金德將歐亞大陸國家的崛起看成對英國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脅。”

因為，一種控制了樞紐地帶的歐亞大陸陸上力量（不管是俄國、德國或者中國，特別是前兩者的聯盟）將取得對海洋世界的優勢。[2]

所謂“或者中國”并非麥金德的說法，而是科恩因應21世紀的地緣政治新格局添加的。20世紀初的歐洲大戰（1914 - 1919）結束之際，為了構建世界“和平”秩序，麥金德發表了《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的政治學研究》（1919）。從中可以看到，盡管當時的中國政府參加了“巴黎和會”，但麥金德并沒有把中國放在眼里，僅僅一帶而過地寫道：從歷史上看，中國這個國家很復雜，治理雖良好，卻長期處于“呆滯狀態”。[3]

1919年初，巴黎和會的準備會議在法國薩隆召開

1943年7月，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態勢已經出現逆轉，但中國戰場仍然前景黯淡，日軍即將針對華北的中共軍隊展開“秋季大掃蕩”，而針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的戰略轟炸已持續了長達5年半之久。這時，麥金德在美國的《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文章，再次修改其“心臟地帶”概念的政治地理學含義，仍然沒有把中國視為值得重視的地緣政治單位。他同樣僅僅一帶而過地說：一旦海上強國馴服德國和日本，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位于內新月形地帶（Inner Crescent）的“古老東方文明”必定會走向繁榮。[4]至于中國和印度走向繁榮之后是否會對海上強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構成威脅——遑論“最大威脅”，麥金德未置一詞。凡此表明，麥金德終其一生都沒有看好中國。

在此一年前的初春（1942年3月），荷蘭裔的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1893- 1943）出版了400多頁的大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因應1930年代以來的國際秩序變局為美國提供戰略應對方案。該書為美國在戰后的地緣擴張和打造“美國和平”提供了政治學依據，摩根索（1904 - 1980）大名鼎鼎的《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1948）顯得不過是其續篇。[5]

在斯皮克曼看來，美國到了應該崛起并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塑造者的時候了。通過繼承并修改麥金德的理論，斯皮克曼致力于把大英帝國的地緣政治學轉換為美利堅帝國的地緣政治學。正是在這本大著中，中國成了美國作為海上強國崛起的“最大威脅”，而且不是“之一”。

斯皮克曼在書中提到，“直至1941年秋”日本已經“控制了遠東沿海地區”。[6]看來，斯皮克曼的這部大著收筆時，“珍珠港事件”還沒有發生，德國也尚未對美國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美國亟需普及地緣政治學教育，以動員民眾投入戰爭。1942年秋，斯皮克曼在他所在的耶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做了一次題為“和平地理學”的演講，以普及教育的形式扼要重述《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一書中的主要觀點。

次年夏天，斯皮克曼因患癌癥病逝，時年50歲。美國的政治人無不為這位政治學英才的早逝深感惋惜。當然，他們也感到慶幸，斯皮克曼畢竟實現了自己的學術抱負，即為美國在戰后打造“和平秩序”提供戰略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