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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平”與“中國和平”迎面相撞

在例外狀態下，美國不得不超越“遏制政策”，“尋找機會進攻”——米爾斯海默提到的例子是1950年，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盡管這次“嘗試導致了災難”（《美國大外交》，頁22）。

“仁川登陸”戰役之前（9月27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已經“直接授權麥克阿瑟把戰爭延伸到半島北部”。

盡管美國軍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杜魯門總統還是擔心，一旦聯合國軍在沒有完全打敗對方的情況下停止進攻，會在國內造成“對共產主義手軟”的政治影響。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人會把任何聯合國軍在三八線停止進攻的計劃視為對共產黨的“綏靖”。[29]

直到今天，美國的政治戰略家米爾斯海默仍然說：

由于中國至少在名義上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所以我們應當希望聽到這一觀點：由于中國依然執著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而中國是一個嚴重的威脅。[30]

這一觀點讓筆者想起斯皮克曼與麥金德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一致性：警惕歐亞大陸上的政治勢力的包圍具有道義優勢，即麥金德所謂的捍衛“民主的理想”。斯皮克曼同樣宣稱，英國和美國抵御德意志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的戰爭是在維護“自己的獨立和民主及其道德標準”，因為這兩個“霸權國家在原則和理念上的發展與整個西方文明進程背道而馳”（《和平》，頁61）。

這樣的說法我們耳熟能詳，但實際情形究竟如何，我們卻未必耳熟能詳。斯皮克曼清楚地知道，美國能夠擊敗德意志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的勢力，憑靠的是自己在“軍備上的成功”和善于運用自己的軍事力量，而非憑靠“民主的理想”，因此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迫使我們對許多武器和戰術進行重新評估。”

何況，斯皮克曼與麥金德都很清楚，在這次戰爭中，與美英結盟的蘇俄帝國并非持有英美式的“民主理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清楚表明，美國在一開始并沒有為了維護“自己的獨立和民主及其道德標準”而干預德意志第三帝國吞并西歐和進逼英國，也沒有干預日本帝國公然對中國全面入侵。斯皮克曼有理由說美國是反法西斯的偉大的國際武士嗎？

同樣發人深省的是，米爾斯海默在重溫凱南的“遏制思想”時忘了提醒美國人，凱南認為美國的“致命弱點”是信奉“自由民主”觀念。在凱南看來，“自由民主”有如“一種史前動物，他們的身體有這間屋子這么長，頭腦卻只有大頭針那么小”。因此，凱南最為擔憂的事情是，美國人成了“國際法與道德觀念的奴隸”。[31]

1968年7月，一名美國第九步兵師的士兵使用M79榴彈發射器引導直升機進入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北部邊緣的行動

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學》的中譯本出版于1965年，當時，美國干涉越南內政的戰爭已經全面升級，或者說美國正積極推行斯皮克曼制定的“遏制”戰略方案。如今的美國人自己也不認為，插手越南內戰是正義的戰爭，何況美軍還使用了種種非人道的戰術手段。[32]所謂“遏制”不過是“干涉”的代名詞，毫無正義可言。

1965年，美國投入越南的兵力已經達到20萬，中國的獨立和安全再度面臨“美國和平”的戰爭威脅。畢竟，由于美國在1950年6月重新介入中國內戰，阻止新中國建立自己的國內和平秩序，這時的中國仍然處于內戰狀態。美國人不可能告訴中國人：美國南北戰爭時，大英帝國曾試圖阻擾美國的統一，北方的政府軍如何憑靠武力排除外部勢力的干預。

不難理解，在1965年，很少有中國讀書人會在意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學》。因為，當時的我們都清楚何謂“美國和平”。1970年秋天，筆者正上初中，學校組織學生看了一部關于越南戰場的紀錄片：片頭以靜默的畫面首先紀念為拍攝此片而犧牲的27位中國戰地攝影師。隨后，筆者看到美軍轟炸越南北方的實況記錄，其戰況之慘烈讓筆者迄今難忘。

北越小朋友在露天唱歌

50年后的今天，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學》突然之間有了兩個新譯本，其中一個屬于“地緣戰略經典譯叢”。[33] 在這個新譯本中，斯皮克曼的一段話被刪掉了。斯皮克曼在1943年時說，如果日本戰敗，那么，中國毫無疑問將成為遠東地區的支配性強國，前提是它能夠達成真正的統一，并且日本的軍事力量被徹底摧毀。而能夠平衡中國大陸強國的只有北部的俄羅斯。如果西方各大強國還想在這一地區保持影響力，它們就必須為自己的海空力量尋求島嶼基地。考慮到中國所擁有的權力資源毫無疑問地是有限的，上述基地足以遏制中國完全統治遠東的圖謀。[34]

這讓筆者感到非常奇怪：難道有人要為罔顧國際正義的“美國和平”打掩護？

斯皮克曼隨后再次說道，

隨著日本在這場大戰中戰敗，中國大陸沿海海上通道的控制權將不再掌握在日本手中，中國將成為這個地區最強大的國家。（《和平地理學》，頁79）

這句話沒有被刪掉，是否因為斯皮克曼在這里沒有提到必須“遏制中國”？

這并非沒有可能，因為，如今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腦筋有一個自己不會覺得莫名其妙的定見：美國的所有行為都出于正義。

1999年，美國毫無顧忌地空襲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表明，直到這個時候美國仍然沒有把中國視為值得正眼看待的地緣政治單位。僅僅兩三年后，坦布斯就在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緣政治》英譯本導言中幾乎是以驚呼的語調說，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的國際戰略是毛澤東的“延安道路”的延續，已經嚴重威脅到美國的安全。[35]他發出警告說，即便美國在戰略空軍和導彈技術方面占優勢，搶先實施了極地戰略（Polar Strategy），并致力確保核均勢以及限制核擴散，仍然需要“恢復麥金德的戰略視野”（《豪斯霍弗與太平洋地緣政治》，頁160）。

遭到轟炸后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我們已經看到，在美國自19世紀末崛起以來的地緣政治意識中，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一直非常模糊，而且顯得游移不定。二戰結束之際，幸好中國畢竟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政治體，即便在內戰狀態中，中國人仍然能夠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的入侵。尤其重要的是，中國的國共內戰持續時間不長。否則，隨著域外勢力插足，中國自身也難免會成為一大破碎地帶。

余論

二戰之后，美國幫助英國逐步收復失地，如當時的美國副國務卿所說：英國國旗覆蓋的地方，現在應該覆蓋美國國旗。這也意味著，接下來該輪到美國來建立東亞的“和平秩序”了。冥府中的斯皮克曼會自豪地認為，他的觀點富有預見性。第一，由于美國千方百計阻止，中國迄今沒有“能夠達成真正的統一”。只要美國能夠永久阻止中國的統一，中國就毫無疑問地不可能成為遠東地區的強國。

第二，美國在戰后強制戰敗國日本簽訂了“日美安保條約”（1951年9月），為自己的海空軍事力量找到了天然的“永久性”島嶼基地，接替了大英帝國對心臟地帶形成包圍的戰略前沿東端的防務。換言之，憑靠并不道義的絕滅性武器，美國的確徹底摧毀了日本的軍事力量。可是，美國又重新扶起倒地的日本法西斯政客，讓他們重整日本軍事和軍工力量，使整個日本島成為遏制中國的戰略前沿。

1960年1月19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國總統D.D.艾森豪威爾在華盛頓簽訂《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通稱《新日美安全條約》)

第三，朝鮮半島停戰之后，美國隨即與韓國簽訂《美韓共同防御條約》（1953年8月），進一步鞏固了對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東端的軍事占領。

斯皮克曼唯一看走眼的是，他以為東亞北部的俄羅斯可以平衡中國這個邊緣地帶大國，因此他建議美國與俄國聯手壓制中國（《和平》，頁77 - 78）。斯皮克曼沒有想到，美國在戰后獨霸日本，除了憑靠并不道義的絕滅性武器，與蘇俄化友為敵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這并不難理解。早在16世紀，歐洲人就感到俄國人的威脅，而歐洲人自己則不應該忘記，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康拉德三世曾實施“向斯拉夫人進軍”的行動。可以說，俄國人與歐洲人的地緣政治角力長達數百年之久。[36]

美國就這樣建立起了延續迄今的東亞“和平”秩序，但這是一個正義的秩序嗎？美國的政治家或政治學家會說：美國只承認Status Quo State［基于現狀的狀態］，不會承認Status Quo ante［在此之前的狀態］，即實際上主張Status Quo Power［基于強權的現狀］。為了讓這種沒有道義可言的政治原則得以成立，美國的國際政治學必須發揚馬基雅維利式的非道德化的政治思維傳統，以此最大限度地減免在政治辯論中被論敵攻擊的機會。

基于美國式的“東亞和平”秩序，當今美國的地緣政治學家大談“中國威脅”論，并無正義可言，只能說有他的道理而已。如果我們沒有認清這是一種什么道理，那么，我們就只能被迫在“美國和平”的前提下談論地緣政治博弈，除非我們的腦子已經把“美國和平”視為正義的秩序。

作為美國國家安全與防衛政策的重要分析家，艾利森（1940 - ）教授曾任里根政府國防特別顧問，參與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美國對外決策的制定以及危機處理。他的《核恐怖主義》（2004）一書曾被《紐約時報》選為年度圖書100部之一，而他提出的著名問題“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迄今人們仍在熱議。[37]

對此我們值得提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美國軍隊駐扎在日本和韓國，還不斷出售武器給中國的臺灣，艾利森提出這一問題的正義理據何在？如果俄國軍隊駐扎在古巴，并在那里部署了大量導彈和先進戰機，然后俄國政治家問美國人：“俄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難道美國政治學家不會覺得這個問題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