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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辨明歷史上的政治事件的是與非或道德與不道德，從來不是容易的事情，這涉及到具體而又復雜的歷史處境。何況，“人們對道德世界的基礎存在著深刻的、顯然是永無休止的爭論。”盡管如此，“我們卻生活在道德世界的表層結構中。”[19]換言之，人是道德的存在，盡管人世間的糾葛無論在哪個層面都是非難斷，仍然需要盡可能明斷是非。否則，道德世界這個“表層結構”就不復存在。因此，通過學習辨析歷史實例來培育道德判斷力，還是西方和中國的古典文明都相當看重的教育方式。對于我們今天的高中生來說，這種政治教育尤其重要。

盡管人與人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和普遍的社會，盡管他們成為社會人的時候變得十分不幸而又作惡多端，盡管正義和平等的法則對于那些既生活于自然狀態的自由之中而同時又屈服于社會狀態的需要之下的人們來說，全都是空話；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就不會有德行和幸福了，上天已經把我們無可救藥地遺棄給人類的腐化了。讓我們努力哪怕是從壞事里面，也要汲取出能夠醫治人類的補救辦法吧。[20]

也許是受到這段話的激勵，沃爾澤在他的《正義與非正義戰爭：通過歷史實例的道德論證》中列舉了諸多20世紀的戰爭，并勇敢地堅持區分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但他沒有提到朝鮮半島戰爭，讓人頗為費解。畢竟，與20世紀的諸多戰爭不同，直到今天，史學界還在為朝鮮戰爭雙方誰是正義一方之類的問題爭議不休。也許，由于沃爾澤把“承認和尊重個人權利以及由個人組成的共同體的權利”的“人權論”作為區分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唯一尺度，他才無法面對朝鮮半島戰爭這樣的“歷史實例”。

“朝鮮戰爭”概念的歧義

姚旭將軍的《從鴨綠江到板門店》可能是我國“新時期”以來帶史學性質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的開端之作，盡管具黨史敘述風格，卻限內部發行。[21]自那以來，風格各異的或回憶或記敘或研究抗美援朝戰爭的書籍日漸增多，而且絡繹不絕，史學界也不乏高質量的實證研究成果，紀實性作品明顯更多。據統計，1995至2009的15年間，“有關朝鮮戰爭的專著、譯著及回憶錄等”已經多達100余種。[22]

在筆者目力所及的戰史回憶或紀事中，唯有雙石的作品名為“開國第一戰”。[23]這個書名暗含的意思是：歷史上的中國重新“開國”已有多次，唯有這次“換了人間”。

《開國第一戰》采用中國民間文學傳統的“章回”紀事體，修辭風格與新中國直到1970年代都還保持著的戰爭狀態一脈相承，如今的年輕人讀來會直接感受到在那場戰爭中志愿軍戰士纏滿繃帶的英勇氣概。如實呈現那個年代的戰爭氣氛和頑強斗志，就是對歷史客觀性或歷史真相的一種揭示。

這種品質的作品構成了我國抗美援朝戰爭紀事的主流。但隨著改革開放日漸深入，我們的一些知識人也開始“修正”正統敘事。據說，朝鮮戰爭的成因不是因為“美帝”侵略朝鮮，而是蘇聯慫恿北朝鮮“入侵”南朝鮮；新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無異于打了一場不僅莫名其妙而且得不償失的戰爭。這種“修正”史觀與美國“正統”的朝鮮戰爭史觀不謀而合，發人深省。

1951年4月11日，麥克阿瑟被解職后，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會曾舉行聽證會，調查麥克阿瑟公開聲稱“‘參謀長聯席會議完全同意’他擴大戰爭”的說法是否屬實。二戰期間的美國名將布萊德雷將軍（1893-1981）在半島戰爭期間任美軍參聯會主席，他在5月15日的聽證會上作證說，“擴大同赤色中國的戰爭是錯誤的。”按布萊德雷自己的說法，他當時的原話在后來遭到誤解：

“坦率地講，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這一戰略將使我們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敵人打一場錯誤的戰爭。”后來，許多粗心的作者認為，這一說法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朝鮮戰爭本身的看法。[24]

得知朝鮮戰爭結束的消息，布萊德雷頗為感慨，他說了一句后來被奉為經典的話：“朝鮮戰爭是我們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敵人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25]

看來，布萊德雷將軍的確有過這一斷言，但他究竟是在美軍進犯38線以北之前這樣講，還是停戰協定簽訂之后才這樣講，對追究戰爭責任而言確實有很大差異。盡管如此，這一斷言的性質不會因此而有什么不同，總之是“一場錯誤的戰爭”。無論如何，這話成了名言，迄今傳誦不衰。

2010年6月25日下午，《文史參考》雜志社在北京舉辦了“朝鮮戰爭六十年暨半島形勢研討會”。隨后，該刊推出“六十年前血與火：朝鮮戰爭”專題，雜志社編輯部為此撰寫了“專題導語”。這篇“專題導語”引用這句名言后緊接著就說，這句名言“說的不僅僅是美國人眼里的朝鮮戰爭，對卷入戰爭的南北雙方，對中國、對聯合國其它15個成員國來說，又何嘗不是這樣”。[26]

《文史參考》2010年第12期

這話讓人覺得，我們的《文史參考》編輯部似乎也成了“世界公民”。人民日報系統的雜志社編輯部竟然認為，對新中國來說，這場戰爭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敵人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如果不是讓人匪夷所思，那就是國家意識出現內在裂變的表征。

朝鮮半島戰爭的主角是分裂的朝鮮南北雙方和中美雙方，唯有美國有官方人士（布萊德雷將軍）明確承認，美國介入半島內戰是“一場錯誤的戰爭”。[27] 即便作為“世界公民”的美國人也承認，美國介入的這場戰爭是“近40年來在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場沒有被國家樹碑立傳的戰爭”（托蘭，頁662）。其余三方從未承認，這是“一場錯誤的戰爭”。《文史參考》編輯部代表朝鮮南北雙方和中國承認這是“一場錯誤的戰爭”，難道不讓人匪夷所思？

事情還沒有完。為了反駁這種觀點，有軍史學家提出，應該區分“朝鮮戰爭”與“抗美援朝戰爭”。畢竟，這兩個概念“既有聯系又有重大區別”。[28] 也許可以說，“朝鮮戰爭不該打，抗美援朝戰爭卻不能不打”——或至少可以說，朝鮮半島爆發內戰是否算錯另當別論，“抗美援朝戰爭”則不能說是“卷入一場錯誤的戰爭”。

“朝鮮戰爭”與“抗美援朝戰爭”這兩個概念的確有區別，但區別并不在于“該不該打”的戰爭性質，而在于當事者的政治身份差異。對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來說，“朝鮮戰爭”是“祖國解放戰爭”，對新中國來說，“朝鮮戰爭”是“抗美援朝戰爭”。即便對于李承晚來說，“朝鮮戰爭”不僅該打，而且還應該打到底，否則他不會堅決拒絕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僅僅對于美國來說，朝鮮戰爭才有“該不該打”即“該不該介入”的問題，否則，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將軍不會說那句是基于美國實際利益的話。

政治史學家曾用歷史社會學的統計方式統計過德意志30年戰爭以來至1980年代世界史上發生過的戰爭，唯有朝鮮半島戰爭同時有三個不同的名稱，堪稱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戰爭實例：朝鮮與韓國的戰爭、美國與朝鮮的戰爭、中國與美國的戰爭。[29]

嚴格來講，“朝鮮戰爭”是以戰爭地點來命名戰爭的史學習慣，與當事者各有各的表達式并不矛盾。若有史學家說金日成發起統一祖國的戰爭“有錯”，那么，馬上就會有人出來問：是不是也得說解放軍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也“有錯”？在日本的某些史學家看來，朝鮮的“祖國統一戰爭”是中國內戰的延續或者說中國革命的延續，恐怕不無道理。畢竟，金日成對“毛澤東道路”不僅敬佩不已，還非常羨慕。[30] 何況，“熱血同流”的抗日戰爭已經把中國和朝鮮的抗日志士緊密維系在一起，而戰后的統一祖國同樣是“熱血同流”，盡管不是需要聯合解決的問題。我們總不至于會忘記，《八路軍進行曲》（后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作曲者鄭律成（1914-1976）出生在朝鮮半島西南，19歲（1933）才來到中國，加入朝鮮人的抗日組織“義烈團”，“7·7事變”后即奔赴延安。

史學家沒有理由說，朝鮮半島內戰因引發了國際戰爭而是“一場錯誤的戰爭”，至多只能說是一場運氣不佳的內戰。歷史上的內戰何其多，絕非現代才有，只不過現代意識形態給現代式的內戰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但“革命”式的內戰誕生于17世紀的英國清教革命，而非1917年的俄國革命。[31]

就在《文史參考》雜志社舉辦研討會的當天晚上，一篇題為“朝鮮戰爭的真相”的“網文”在網上廣為流傳。作者這樣開頭：

最近，原蘇聯國家檔案資料有部分解密，關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劃發動朝鮮戰爭的經過終于泄露出來。原來侵略者并非“美帝”李承晚匪幫，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鎖，至今多數人仍沿襲過去的思維模式，認為朝鮮戰爭是“美帝”挑起的。

這才是“朝鮮戰爭”概念引發歧義的關鍵所在：作為內戰和作為國際戰爭的“朝鮮戰爭”有本質上的區別。問題在于，朝鮮半島的內戰僅僅持續了不到三天，美國就發動了另一場戰爭——清教徒“十字軍西征”式的戰爭。

1950年6月27日，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軍前往朝鮮

平壤時間27日（美國東部時間6月26日），美國遠東空軍已進入半島空域作戰。這天晚上9點，白宮召開緊急會議時，空軍參謀長“范登堡將軍匯報說，美國空軍擊落了一架雅克-9”，艾奇遜則希望美國空軍的行動不受38線限制，杜魯門沒有同意（米勒特/下，頁144）。實際上，這一天美國遠東空軍在漢城上空共“擊落了七架雅克-9”，而“美國空軍持續不斷的空襲還使朝鮮集結在公路周圍的地面部隊損失慘重”（米勒特/下，頁159、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