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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甚至還可以問，沒有朝鮮半島戰爭，美國是否就不會成為全球干涉的超級大國了呢？按照美國的文明理念，美國是不是必然會成為這樣的超級大國？

“超級大國”（superpower）是國際政治學中的專業術語，[63]但在我們的用法中一直是貶義，相當于“帝國主義”的代名詞。1980年以前，我國知識界對美國的看法基本上還停留在戰時狀態。隨著中美建交（1979）以及兩國合作關系逐漸加深，美國的政治形象在我國知識人的心目中開始發生深刻變化，1990年代以來甚至成了不少知識人心中的理想之邦。即便發生了美國軍機轟炸我國駐南聯盟使館（1999年5月7日）以及美軍EP-3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空域與我國軍機相撞（2001年4月1日）這樣的嚴重事件，情形仍然如此。中美兩國之間一旦有事，一些中國知識人會不假思索地認為：一定是中國政府不遵守國際規則。

并不是所有的中國知識人都無視政治常識成了“親美者”，1990年代流行的一句俏皮話表明，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中國知識人對美國德性抱持疑慮心態：“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這絕非意味著，有些中國知識人仍然眷戀封閉的時代。畢竟，抗美援朝戰爭之后的20年，不是新中國自我封閉，而是被美國軍事封鎖。

1991年3月，美國提出由韓國將軍擔任“軍事停戰委員會”首席代表，朝方拒絕了美方的提議，并撤走駐“軍停會”代表團。中國方面鑒于“軍停會”已實際停止工作，決定撤回駐“軍停會”的7人小組（9月），志愿軍的名稱從此才真正成為歷史，與我們生活的時代并不是那么遙遠。

1990年代是新中國意識的一道歷史分水嶺，我們的共同體意識在開放時代逐漸走向分裂。2010年的那個春天，我的“朝鮮半島戰爭甲子祭”講演雖然遭到唾罵，但也博得了稱贊，這讓我對我們的共同體意識的內在分裂感觸良多。畢竟，中國意識有舉世無雙的歷史文明基礎，如今竟然會因為一個新生的世界帝國而產生內在分裂，這本身就算得上是一個歷史事件，更是一個政治史學問題。

國家意識由于對美國的態度而出現內在分裂，僅僅聽起來就頗為不可思議，卻并非是我們的共同體獨有的現象，毋寧說，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世界歷史現象。倘若如此，一個政治史學問題就出現了：這種世界性現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從世界史或者說“全球史”的角度看，美國這樣一個國家的誕生和成長意味著什么？

除非從世界史的角度先澄清這一問題，我們的共同體意識在看待朝鮮半島戰爭這一歷史事件時的分裂很難有彌合的可能。如果說朝鮮半島戰爭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道分水嶺，那么，這道分水嶺不僅在于這場戰爭本身，更在于如今的我們如何重新認識這場戰爭的世界歷史意義。

自覺承擔歐洲文明命運的尼采曾痛心疾首地感嘆：對歐洲人來說，“古代世界的全部工作都白費了！”

希臘人為了什么？羅馬人為了什么？……希臘人！羅馬人！本能的高貴，趣味，方法上的探索，組織與管理的天才，信仰，對人之未來的意志，對于所有作為羅馬帝國而清晰可見之物、對于一切感覺可見之物的偉大肯定，不再僅僅是藝術、而是成為實在、真理、生命的偉大風格……所有這些，并非由于自然的事件，一夜之間被埋葬！[64]

我們還不至于發出這樣的感嘆：中華民族“最具洞察力亦即最具后顧與前瞻眼光”的那個階層在古代時期的“全部工作都白費了”！盡管如此，中國文明“本能的高貴和趣味”、“組織與管理的天才”稟賦，尤其“生命的偉大風格”在今天確實面臨“一夜之間”被“全球化”普世倫理埋葬的危險。

可以肯定，如果我們的中學和大學缺乏正確的政治史教育，那么，我們將越來越難以面對既開放又復雜的國內知識狀況和已經進入又一個世界歷史關鍵時刻的國際政治處境。

注 釋

[1] 霍華德，《歐洲歷史上的戰爭》，褚律元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1。

[2] 席勒，《三十年戰爭》，沈國琴、丁建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2。

[3] 米肖/普茹拉，《十字軍東征簡史》，楊小雪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頁1-3。

[4] 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陸仁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

[5] 張紅路，《麥卡錫主義》，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頁61、75。

[6] 海因斯、克萊爾，《維諾那計劃：前蘇聯間諜揭秘》，吳妍妍，吳錫林譯，北京：群眾出版社，2004，頁301-303。

[7] 斯東，《蘇格拉底的審判》，董樂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8] 斯通，《朝鮮戰爭內幕》，南佐民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1。

[9] 赫伯格-羅特，《克勞塞維茨之謎：戰爭的政治理論》，韓科研、黃濤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20，頁167-169。

[10] 斯帕尼爾，《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沖突和朝鮮戰爭》，錢宗起、鄔國孚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頁10。

[11] 亨廷頓，《軍人與國家：軍政關系的理論與政治》，李晟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頁148-173。

[12] 古爾登，《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于濱等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頁6。

[13] 亞歷山大，《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郭維敬、劉榜離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578。

[14] 米勒特，《極度深寒: 朝鮮戰爭：1950-1951》，秦洪剛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頁4-5（以下簡稱“米勒特/下”，隨文注頁碼）。

[15] 參見A. R. Millett，The Korean War：The Essential Bibliography. The Essential Bibliography Series，Dulles，VA：Potomac Books Inc.，2007。

[16] R. Leckie，Conflict: 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3，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62.

[17] 托蘭，《漫長的戰斗：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孟慶龍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5。

[18] 比較L. Lin et al.，“Whose History？An Analysis of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Japan, and China”，in Social Studies，100.5（2009），pp. 222-232.

[19] 沃爾澤，《正義與非正義戰爭：通過歷史實例的道德論證》，任輝獻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前言，頁28。

[20] 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2003，頁193-194。

[21] 姚旭，《從鴨綠江到板門店：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2] 鄧峰，《近十余年朝鮮戰爭研究綜述》，見《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9期，頁112。

[23] 雙石，《開國第一戰：抗美援朝戰爭全景紀實》，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

[24]布萊爾整理，《將軍百戰歸：布雷德利自傳》，廉怡之譯，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頁837。

[25] 布萊爾，《布萊德雷》，杜朝暉編譯，北京：京華出版社，2008，頁319。

[26] 《文史參考》雜志編輯部，《六十年前血與火：朝鮮戰爭》，見《文史參考》，2010年第12期，頁13。

[27] 比較R. J. Foot，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28] 徐焰，《朝鮮戰爭對中國及其他各方的影響》，見《文史參考》，2010年第12期，頁118-120。

[29] 霍爾斯蒂，《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沖突與國際秩序》，王浦劬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238。

[30] 平松茂雄，《中國與朝鮮戰爭》，東京：勁草書屋，1988，頁24-32；和田春樹，《朝鮮戰爭》，東京：巖波書店，1995，頁23-29；亦參和田春樹，《朝鮮戰爭全史》，東京：巖波書店，2002，第一章。

[31] 沃格林，《政治觀念史稿（卷七）：新秩序與最后的定向》，李晉、馬麗譯，賀晴川、姚嘯宇校，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頁92-97。比較費爾斯，《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曾瑞云譯，北京：華文出版社，2020。

[32]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194。

[33]亦參哈伯斯塔姆，《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王祖寧、劉寅龍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頁1。

[34]施納貝爾等，《美國兵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后》，王天成等譯，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4，頁39。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569。

[36]孔華潤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冊），張振江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247。

[37]萊弗勒，《人心之爭：美國、蘇聯與冷戰》，孫閔欣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頁47-48。

[38]張小明，《喬治·凱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頁11-14。

[39]凱南，《美國外交》，葵陽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頁87-88。

[40]李普曼，《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1947），裘仁達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頁7。

[41]凱南，《凱南日記》，科斯蒂廖拉編，曹明玉、董昱杰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頁193。

[42]凱南，《美國大外交》，雷建鋒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米爾斯海默“序言”，頁23。

[43] 普雷斯頓，《靈魂之劍、信仰之盾：美國戰爭與外交中的宗教》，羅輝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頁456。

[44]對各種貶低甚至歪曲抗美援朝的觀點的列舉和反駁，參見楊鳳安、孟照輝、王天成主編，《我們見證真相：抗美援朝戰爭親歷者如是說》，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頁2-97；張文木，《重溫毛澤東戰略思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頁27-41。

[45] 拉費伯爾，《美國、俄國和冷戰：1945-2006》，牛可、翟韜、張靜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頁99。

[46] 荷馬李，《無知之勇：日美必戰論》，李世祥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頁16。

[47]漢森，《殺戮與文化：強權興起的決定性戰役》，傅翀、吳昕欣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572。

[48] D.R. McCann / B.S. Strauss (eds.)，Democracy and Wa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orean War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M.E. Sharpe，2001，p.14.

[49] 參見賀方嬰，《荷馬之志：政治思想史視野中的奧德修斯問題》，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50]參見施特勞斯，《修昔底德如何寫作戰爭志》，李世祥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第一講。

[51] 參見沃爾班克，《紀事與肅劇》，劉小楓編，《西方古代的天下觀》，楊志城、安蒨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9，頁27-60。

[52]霍布斯，《修昔底德的生平和歷史》（戴鵬飛譯），林國華、王恒主編，《羅馬古道》（“海國圖志”第5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148-149。

[53]施拉特，《霍布斯與修昔底德》，婁林主編，《拉伯雷與赫耳墨斯秘學》（“經典與解釋”輯刊第41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頁140 -158 。

[54]考克斯，《希波戰爭：文明沖突與波斯帝國世界霸權的終結》，劉滿蕓譯，北京：華文出版社，2019，頁9。

[55]艾澤曼，《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陳昱澍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56]曼德爾鮑姆，《國家的命運：19世紀到20世紀對國家安全的追求》，姚云竹等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頁124。

[57] 比較哈爾伯斯坦，《出類拔萃之輩：聰明人在越戰中的錯誤決策》，齊沛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3。

[58] 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頁235。比較錢江，《周恩來與日內瓦會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139-149。

[59] 波拉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系》，見袁明、哈丁主編，《中美關系史上沉重的一頁：1945-1955年中美關系史學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287。

[60]肯尼迪，《大國的興衰》，蔣葆英等譯，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頁453。

[61]時殷弘，《杜魯門政府的對華政策和臺灣問題》，丁名楠主編，《中美關系史論文集》（第2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頁475，487；時殷弘，《敵對與沖突的由來：美國對新中國的政策與中美關系（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37。

[62]呂迅，《大棋局中的國共關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337。

[63]布贊，《美國和諸大國：21世紀的世界政治》，劉永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52-53。

[64]尼采，《敵基督者：對基督教的詛咒》，吳增定、李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58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