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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19世紀乃至20世紀的英國人來說，俄國就是“東方專制主義”的現代繼承人，或者說有礙大英帝國實現世界的“普遍秩序”的絆腳石。因此，考克斯的“序言”一開始就說，希羅多德的《原史》是“東方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的自由、法制之間的偉大斗爭”（考克斯，頁iii）。

美國取代大英帝國的世界主導權之后，美國的史學家自然會覺得，這話應該由美國人來說才對：雅典城邦的政治和智慧的成長在美利堅的土壤上才結出了最豐碩的果實。倘若如此，中國和美國的朝鮮半島戰爭史學要共同面對的歷史真相，就不僅是這場戰爭的過程本身，毋寧說，西方的自由民主倫理與東方的德性差序倫理的歷史沖突才是根本。古典學家漢森對西方文明因將自由民主倫理與軍事優勢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而天下無敵充滿自信，盡管如此，他仍然不無憂心地承認：

美國在這個時代擁有前無古人的全球影響力，但美國人民對于他們文化的道德水平與實力，可不像希臘人、羅馬人或者意大利人在幾乎被滅絕時那樣充滿自信。（漢森，頁648）

這無異于承認，與古希臘-羅馬文明乃至近代的意大利文明的道德水平與實力相比，美國文化并不在一個量級。接下來的問題自然便是：通過記敘這場歷史上頗具偶然性的戰爭來探究更具普遍性的世界政治問題的歷史真相何以可能。

不可同日而語的歷史分水嶺

1992年，美國著名的大學和圖書館出版商Facts on File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題為America at War［戰爭中的美國］系列叢書，企望美國年輕人對自己的國家所經歷的戰爭有正確的政治認識，相當于為美國大學生提供公民素質教育讀本。

艾澤曼撰寫的《朝鮮戰爭》篇幅不大，紀事與論析結合得頗有章法，還附有“術語表”介紹軍事和地緣政治的常識性概念或歷史用語，就公民教育的教科書而言，算得上小巧精致之作。[55]在修訂第二版（2004）中，艾澤曼甚至提到美軍在漢城以南的一個村莊“屠殺約400名南朝鮮難民”，盡管他為此開脫了兩句（艾澤曼，頁46），畢竟沒有回避實證史學家的考證。

艾澤曼的目的是希望美國年輕人不要忘記這場戰爭，因為“參加過朝鮮戰爭的那一代人正在逐漸離開我們”，而他們當年遭遇“壓倒多數的中國軍隊”的打擊時“實現了傳奇般的撤退”，其英勇表現可歌可泣（艾澤曼，頁2）。

艾澤曼在這樣說的時候沒有提到，美軍的飛機、坦克、火炮以及后勤支援能力對中國軍隊具有壓倒性優勢。憑常識也不難判斷，以如此壓倒性的軍事工業優勢對付僅在血肉之軀的數量上占“壓倒多數的中國軍隊”，要說美軍被包圍后脫身是“傳奇般的撤退”，從軍事上講幾乎等于不知羞恥。軍人出身的亞歷山大倒是說得正派：

最令人感到沮喪的是，紅色中國人用少得可憐的武器和令人發笑的原始補給系統，居然遏制住了擁有大量現代技術、先進工業和尖端武器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亞歷山大，頁579）

上甘嶺戰役中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哨兵

對比兩種不同的史述修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國家意識的內在裂痕：對于施行怎樣的公民素質教育，美國知識人并不意見一致。艾澤曼在他的教科書中這樣為朝鮮半島戰爭定性：

朝鮮戰爭成為了美國歷史的一道分水嶺。正是從這時開始，美國才真正地成為一個超級大國，開始出現干涉全球事務的意愿，并逐漸發展出相應的手段。（艾澤曼，頁11）

“干涉全球事務”（global intervention）顯然不是褒義詞，如今，不少美國政治家和知識人會用另一個語詞來表達它的實際含義：全球化。

［朝鮮］戰爭爆發后不久，選征兵役制法案擴大了征兵范圍，征來的士兵被派到朝鮮打仗。這項法案后來一直實行了20年。海外軍事設施數量劇增，截止1960年代中期，美國在世界各地大約有375個主要軍事基地和3000個小型設施。[56]

史學家顯然不能說，這不是“全球化”的基本面相之一。197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雖然從越南戰場抽身，卻并沒有放棄“干涉全球事務”的習慣。[57]對有正義感的美國人來說，理解朝鮮戰爭對美國有何歷史意義涉及到一個迄今懸而未決的問題：美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究竟具有怎樣的文明德性品質。

1986年10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與美國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在燕園共同舉辦了“1945-1955年中美關系史學術討論會”。自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這是新中國學者與美國學者首次坐在一起探討兩國關系“非正常化”時期的那段特殊歷史。畢竟，1954年4月，在蘇聯的倡議下，中、蘇、美、英、法以及相關國家在日內瓦召開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1893-1969）曾拒絕與新中國總理周恩來（1898-1976）握手。美國政治家相信，中國人會“對杜勒斯的傲慢失禮耿耿于懷，盡管他們嘴上經常說那件事無關大局”。[58]這話恐怕言過其實，事實上，如今的絕大多數中國人興許早就忘了歷史上曾經有過這么回事。

美國史學家波拉克教授給燕園會議提交的論文題為“朝鮮戰爭和中美關系”，他以這樣一段話開篇：

朝鮮戰爭不論對美國還是中國都是歷史的分水嶺。中美軍隊卷入戰爭時，北京新政府成立才不過一年。一場痛苦的、代價巨大而無結果的沖突由此開始，并損害了兩國之間整整一代人的關系。[59]

這聽起來似乎是說，朝鮮半島戰爭對中美雙方來說都既是一場歷史誤會，也是一個歷史的不幸。

的確，“朝鮮戰爭不論對美國還是中國都是歷史的分水嶺。”然而，這個“歷史的分水嶺”對美國和中國來說顯然不具有相同的歷史含義。

對中美雙方來說，這場戰爭的確都很“痛苦”，而且“代價巨大”，但它“無結果”嗎？

美國政府受到朝鮮戰爭的震撼，它完全放棄了原先“一個世界”的思想，代之以超級大國在國際舞臺上展開無情斗爭的概念。[60]

朝鮮半島爆發內戰時，美國不僅干涉朝鮮人的內戰，還趁機干涉中國人的內戰——更確切地說，朝鮮半島內戰為美國插足臺灣提供了難得的契機。畢竟，自1948年末以來，美國就一直擔心中共解放臺灣，“因為這意味著蘇聯能利用臺灣，在戰時有效地攻擊從日本到馬來半島的海上航線，加強它控制琉球群島和菲律賓的能力”，而美國則失去一個“可用來集結部隊、發動戰略空中行動和控制鄰近航道的戰時基地”。因此，“美國以軍事手段阻止中共解放臺灣不僅在朝鮮戰爭爆發后不可避免，而且即使沒有這場戰爭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61]

美國東部時間6月25號那天下午，白宮高層商討半島上的突發事件后，對是否派地面部隊介入半島內戰尚未作出決議，“相反，為了不讓共產黨奪取臺灣”，杜魯門“根據艾奇遜的建議下令第七艦隊由菲律賓和沖繩開赴長崎佐世保待命，以備保護臺灣”。[62]于是我們看到，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甚至早于美國地面部隊投入半島作戰：6月28日，美驅逐艦布拉什號（USS Brush）駛入基隆港（該艦于1969年移交國軍，更名為襄陽號），以示軍事存在。

6月30日，杜魯門下令美軍地面部隊介入半島內戰。7月1日，美國遠東空軍的運輸機將史密斯中校率領的一個團級戰斗單位從日本九州緊急空運到漢城南面的水原前沿，7月3日即投入作戰，阻擊朝鮮人民軍南進（米勒特/下，頁166-167）。

7月28日，美國太平洋艦隊派出巡洋艦朱諾號（USSJunesu）及潛艇鯰魚號（USS Catfish）和梭魚號（USS Maddox）組成“臺灣巡邏部隊”（Taiwan Patrol Force）開始在臺灣海峽巡邏。

直到今天，朝鮮半島的戰爭狀態并沒有結束，僅僅處于停戰狀態——臺灣海峽兩岸同樣如此。事實上，中蘇兩國邊防軍在珍寶島發生武裝沖突（1969年3月）之后，美國政府趁機緩解中美關系時，僅下令第七艦隊將在臺灣海峽的“連續定期巡邏，改為包括作戰及輔助艦的隨機巡邏”（1969年11月），并沒有取消巡邏。由于美國的干涉，東亞的兩個文明古國的分離狀態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波拉克教授作為史學家沒有問一下，這在現代世界史上是否算得上史無前例？反法西斯戰爭已經結束大半個世紀，而遭受日本帝國欺凌的兩個東亞國家迄今沒有實現統一，反法西斯戰爭是否算得上徹底勝利？我們被迫接受現狀雖然不等于承認現狀，但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了被干涉狀態，也就沒誰再追究被干涉的法理。

2020年2月，一艘Arleigh Burke級驅逐艦Stesem號、一艘Lewis和Clark級干貨船USNS Cesar Chavez駛過臺灣海峽。

波拉克教授還說，“當然，中美卷入[這場戰爭]都是為形勢所迫”（哈丁，頁288）。的確如此，但他顯然不能說，兩者的“被迫”出于相同的政治理由。由于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脅，新中國被迫阻止國際聯軍干涉朝鮮半島內戰并進逼中國邊境，美國干涉朝鮮半島內戰又是出于什么政治理由而被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