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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通縮恐懼論的認識偏頗

當代通縮理論與政策邏輯大體可以被簡略概括成幾句話：消費物價等一般物價下降意味著通貨緊縮，通縮自我強化機制會自我導向惡性通縮與經濟蕭條，因而貨幣當局和宏觀決策部門應不惜采用超常刺激手段來應對通縮，甚至需要先發制人實施超常措施防范通縮。

對這套理論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都是西方經濟學界權威人士，我個人完全肯定這方面學說對理解現代通縮機制和影響具有學術價值，同意一國經濟在面臨嚴重資產負債表危機沖擊之際，可能有必要在短期內采用“通縮-刺激”藥方推薦的某些急救方法。然而從學理邏輯和政策效果看，這套理論包含的通縮恐懼論傾向有待商榷探討。在考察上述三個當代國際案例基礎上，從幾方面討論為什么對通縮恐懼論不能照單全收。

首先是對大蕭條解釋有局限性。通縮理論分析建立在對上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大蕭條發生機制分析基礎上。理論分析重視歷史案例和經驗基礎無疑是合理的，鑒于大蕭條危害深重經濟學研究重視汲取其經驗教訓也是必要的。然而通縮自我強化學說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大蕭條這個經濟史特例現象有待全面考察，如果認為僅憑通縮內生機制效果就足以導致大蕭條可能存在片面性。

至少還有幾個特殊因素構成大蕭條災難的必要條件。

一是美國等主要西方經濟體貨幣與財政政策偏于緊縮。那時還沒有凱恩斯理論與反周期調節政策框架，用嚴格預算約束與強化財經紀律方式應對已經爆發的危機環境產生常識性失誤。好比說一個人生病發燒，不是先打抗生素再對癥下藥，而是要求患者跑步鍛煉身體或沖冷水浴強身健體，結果轉化成肺炎甚至更嚴重疾病。

二是主要西方國家搞貿易保護主義，這類以鄰為壑政策反而導致國際貿易普遍萎縮，陷入“合成推理謬誤”與“囚犯困境”。

三是當時實行金本位貨幣制，本位貨幣在危機環境下自發收縮傾向加劇經濟緊縮和蕭條。隨著凱恩斯革命后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常識普及，隨著金本位制度退出歷史舞臺，上述加劇危機的關鍵變量都發生實質變化或不復存在，這時通縮自我強化效應是否足以導致大蕭條顯然有待商榷。

其次是對良性通縮重視不夠。現代經濟環境中諸多部門技術進步節奏加快派生物價下降趨勢，經濟全球化環境下新興經濟體開放追趕與發達經濟體外包重組產業提升效率也派生價格下降趨勢，觀察過去幾十年全球經濟演變圖景可見上述趨勢加速展開。

IT革命使得信息傳遞“距離死亡”和通訊成本逼近零值，運輸技術進步使得航空、鐵路、海運的單位重量距離運輸實際價格大幅下降，新興經濟體加深融入全球化體系推動工業制成品價格長期顯著下降。這類主要由生產率提升推動實現的物價下行現象顯然具有積極含義，如果一定要從從通縮角度討論則應歸為良性通縮類型。

世紀之交美國消費物價增速較低，除了IT泡沫破滅派生反向財富效應產生短期影響外，主要與大量勞務投入通過跨國服務外包利用印度等國低廉勞動力顯著降低成本有關，也與中國經濟開放度擴大與生產率提升因而有能力向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提供越來越多物美價廉商品有關，這應該是當時美聯儲控制通脹容易到讓格林斯潘“吃驚地步”的主要環境條件。

物價水平較低本身是經濟全球化發展與新興經濟體效率提升派生的良性現象，給包括美國與全球消費者帶來實惠，美國決策層本來應該利用這個時機實施中性貨幣政策并引導結構調整，在產業技術前沿銳意拓展以保持美國經濟相對優勢并對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做出貢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美國決策層一定程度誤讀物價比較平穩的真實含義，基于通縮恐懼立場實施超常刺激政策并產生弄巧成拙效果。

再次是難以解釋美英歷史上曾經常態性出現的物價下降或通縮現象。多年前我和劉鎏研究過美英歷史上通脹通縮現象。下表整理了美國和英國在19世紀前后用消費物價漲落表示的通脹與通縮發生頻率和漲縮程度。數據凸顯幾點標準性事實：

一是19世紀美英經濟史上通脹與通縮都是常見現象，二是通脹和通縮發生頻率具有某種對稱性，三是通縮時期年均物價下降程度相當大。例如美國在1774-1929年155年間，通脹年份有67年，通脹時期年均物價上漲6.3%；同期通縮年份68年，其間年均物價下降4.6%。英國在1781-1929年148年間，通脹年份67年，通脹時期年均物價上漲6.5%，通縮年份共有68年，其間物價年均下降5.1%。

一般物價屬于順周期變量，物價下降通常與經濟不景氣和衰退相聯系，對經濟高漲時期過度擴張失衡發揮調節作用。經濟景氣低迷和下行衰退無疑會伴隨調整陣痛，然而由于沒有上世紀20和30年代之交特殊環境條件，并沒有因為通縮自我強化效應頻繁導致大蕭條那樣經濟全面崩盤狀態。

這一方面說明物價下降或通縮并不一定總會導致經濟大蕭條，另一方面提示通縮常態性發生客觀上承擔了某種宏觀經濟調整功能。當代通縮理論強調物價下降導致惡性通縮和大蕭條，好像如果超常刺激政策稍慢出臺就會出現不可收拾局面，其實也不便很好解釋上述長期經濟史現象。

由此可見，當代西方通縮理論雖然體現了宏觀經濟學領域的重要學術進步，然而任何理論都有其內在局限，如果過于機械地把特定理論套用到經濟現實中，作為過度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學理依據，可能會步入認識和實踐誤區。對西方當代通縮理論及其政策實踐包含的“談縮色變”傾向，有必要加以反思與質疑。

直接觀察不難看出CPI、PPI等一般物價指標都是順周期經濟變量，宏觀經濟周期漲落影響和決定一般物價走勢，一般物價變動又會反過來影響宏觀經濟變量。周期下行階段一般物價走低甚至出現負增長，雖然會給企業經營和經濟增長帶來挑戰和陣痛，然而同時承載著化解上行周期過度擴張累積失衡因素的必要功能。

對于宏觀經濟周期下行階段派生的一般物價下降回落或下降，如果非要說是通縮的話，我寧愿把它稱作是中性通縮。過度強調通縮恐懼，并試圖用超強刺激政策應對中性通縮，好比持續超量服用激素會有短期效果，同時會妨礙宏觀周期規律發揮調節化解擴張期積累失衡因素的功能，對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帶來不利影響。

把物價走低看作宏觀經濟下行調整的一個又及組成部分，宏觀經濟政策在實施較為寬松穩定增長和控制風險措施同時，又避免過于激進刺激政策妨礙經濟必要調整，或許是分析和應對通縮的一個比較合理思路。下篇我將結合我國當代經濟轉型環境下通縮現象產生與應對實踐對上述理解思路加以初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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