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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體制承襲與文化變遷

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由邊疆部族建立的重要中原政權是清朝。建立清朝的建州女真原隸屬明朝建州衛，1621年占領遼沈地區后，設“都堂”治理原明朝屯田漢人。當時遼沈地區的漢人數量已遠超滿人，“由于滿族在外界漢文化影響的強烈滲透下處在一種明顯的劣勢地位，使金國（后金）習慣法向成文法的蛻嬗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漢法取代滿法的過程”。

《袁崇煥評傳》記載，清兵入關時滿族總人口估計只有50萬，而明朝中后期“戶籍人口一定不止六七千萬”。順治五年（1648），清朝八旗男丁共有34.7萬人，其中滿洲男丁5.5萬人，蒙古男丁2.9萬人，漢人男丁26.3萬人，漢人占八旗總數的四分之三。滿漢之間懸殊的人口比例，導致滿人入關前后在各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全面和深刻的影響。列文森指出：

“事實上，即使在他們（滿洲人）剛剛征服中國的1644年，他們的教育就已經非常中國化了”。

清朝入關后，為籠絡漢人精英，順治十年恢復科舉制度，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和朱熹的《四書集注》是科舉考試的主要經典。由于學習和領悟儒學經典最好的語言工具是漢語文，所以科舉制度引導滿族精英努力學習和掌握漢語文和中原文化。清代皇族以下皆熟讀孔孟經典，精研漢字書法，留下大量詩詞文賦。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有哪一個朝代的皇族對儒家經典最熟悉、漢字書法最好，應該是清朝。到清中葉，漢文化對滿人的影響滲透到方方面面，導致康熙年間居住在北京的旗人許多已只通漢文而不懂滿語。“因各滿洲官員‘既諳漢語’，而裁去中央各部院及各省將軍衙門的‘通事’……甚至滿族發祥之地的東北各地……到了乾隆以后，也轉而使用漢文、漢語”。由此可見清中葉滿人轉用漢語之普遍。到了清末的1903年，滿人穆都哩著文稱：“以滿漢兩方面而言，則已混同而不可復分”。“有清未亡以前，滿族之特性已消磨殆盡”。

清廷引導滿漢關系的指導思路也經歷了曲折的演變。入關前后曾大力弘揚八旗內部“滿漢之人均屬一體”。三藩之亂后，漢軍在八旗制內一度被邊緣化。但是由于“入關后的滿洲人，被長期置身于漢地社會環境和都市生活不可抗拒的影響之下。不過經歷兩三代人，他們原先所具有的以騎射、滿語、簡樸勤謹和薩滿教信仰為主要特征的滿洲文化，就已經急劇衰落了”。因此，為了加強滿人內部的凝聚力，清廷曾在八旗范圍里努力提升“滿洲認同”。乾隆時期，為了減輕財政負擔，清廷多次下旨允許滿人“退旗”轉為“民人”，這些舉措客觀上淡化了滿漢邊界。

滿漢通婚是清代滿人接受中原文化并融入中華群體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入關后不久的1648年，順治即諭禮部：“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欲其輯和親睦，莫如聯姻一事，凡滿漢官民，有欲聯姻者，皆從其愿”。盡管清中期朝廷曾一度限制滿漢通婚，但終清之世，滿漢兩族互通婚媾從未中斷。除滿漢統治上層聯姻、宮廷皇室選秀女外，民間兩族通婚亦較普遍。清后期逐步開放婚禁，同治四年（1865）明令“旗人告假出外，已在該地方落業，編入該省旗籍者，準與該地方民人互相嫁娶”。1901年慈禧太后下令準許滿漢“彼此結婚，毋庸拘泥”。發生在其他各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血緣融合在清朝十分普遍?？梢哉f，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口邊界的最終定型是在清代完成的。

▍清代的“夷夏之辨”：《大義覺迷錄》與太平天國

但是在清代的族群大融合過程中，并不是沒有波瀾。滿人始終對人口眾多、經濟與文化相對發達的漢人懷有很強戒心，這也是清朝在不同地區對不同族群采用“多元化治理”的主要原因。在漢人士大夫當中，也有一些人懷念明朝，認清朝為“蠻夷”，主張“反清復明”。清初學者呂留良等認為“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義。”雍正年間以《大義覺迷錄》為標志的關于“夷夏之辨”的討論，是今天我們認識中華文明特質與中國傳統認同觀念的一個重要歷史文本。

在《大義覺迷錄》中，對于呂留良等人提出的含種族意味的“夷”“夏”對立，雍正是這樣駁斥的：

“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于圣德乎？”“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為內地主，若據逆賊等論，是中國之人皆禽獸之不若矣。又何暇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于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從來為君上之道，當視民如赤子，為臣下之道，當奉君如父母。如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況我朝之為君，實盡父母斯民之道，殫誠求保赤之心”?！绊n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

這篇文稿一是表明清朝以“天道”和是否接受中華文化傳統為標準來判定“華夏”和“蠻夷”，判定中國的“內”與“外”；二是表明清朝皇室根據這一標準堂而皇之地以“華夏”自居。反映出“入主中原”的滿人群體已在文化認同和道德倫理層面全面融入中國。

《大義覺迷錄》書影

還有一個例子是太平天國。太平軍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然踐踏中華文明的主脈與“天道”。曾國藩在《討賊檄》中稱其“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納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大變。凡讀書識字者，焉能袖手旁觀，不思一為之所也”。他把太平軍與前朝民變相比，“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指太平軍）焚柳州之學官，毀宣圣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太平軍雖然在族源、語言方面屬于“華夏”正統，但他們的行為卻是“蠻夷”之道。正是太平軍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與公然踐踏，激發起廣大漢人士紳的“天下情懷”，最終滅掉了持異教倫理的“太平天國”，使尊崇孔孟之道的清朝轉危為安。曾國藩等漢臣有改朝換代之實力而誠心擁戴清朝，獲得清廷完全信賴，也為“同治中興”后破除“滿漢畛域”奠定了基礎，中華文明的“文化主義”傳統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