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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25），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

積極防御，又叫攻勢防御，又叫決戰防御。消極防御，又叫專守防御，又叫單純防御。消極防御實際上是假防御，只有積極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御。據我所知，任何一本有價值的軍事書，任何一個比較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戰略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御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這是戰爭中的過失，是保守主義在軍事上的表現，我們應該堅決地反對它。

后起而且發展得很快的帝國主義國家，即德日兩國的軍事家中，積極地鼓吹戰略進攻的利益，反對戰略防御。這種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國革命戰爭的。德日帝國主義的軍事家們指出防御的一個重要的弱點是不能振奮人心，反而使人心動搖。這是說的階級矛盾劇烈，而戰爭的利益僅僅屬于反動的統治階層乃至反動的當權政派的那種國家。我們的情況不同。在保衛革命根據地和保衛中國的口號下，我們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人民萬眾一心地作戰，因為我們是被壓迫者和被侵略者。蘇聯內戰時期的紅軍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戰勝敵人的。他們的戰爭不但在帝國主義各國組織白黨進攻時，是在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的，就是在十月起義的準備時期，也是在保衛首都的口號下進行軍事動員的。一切正義戰爭的防御戰，不但有麻痹政治上異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動員落后的人民群眾加入到戰爭中來。

馬克思說的武裝起義之后一刻也不應該停止進攻（26），這是說乘敵不備而突然起義的群眾，應該不讓反動的統治者有保守政權或恢復政權的機會，趁此一瞬間把國內反動的統治勢力打個措手不及，而不要滿足于已得的勝利，輕視敵人，放松對于敵人的進攻，或者畏縮不前，坐失消滅敵人的時機，招致革命的失敗。這是正確的。然而不是說，敵我雙方已在軍事對抗中，而且敵人是優勢，當受敵人壓迫時，革命黨人也不應該采取防御手段。如果這樣想，那就是第一號的傻子。

我們過去的戰爭，整個地說來是向國民黨進攻，然而在軍事上采取了打破“圍剿”的形式。

在軍事上說來，我們的戰爭是防御和進攻的交替的應用。對于我們，說進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說進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為關鍵在于打破“圍剿”。“圍剿”沒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圍剿”一經打破就開始了進攻，僅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階段，而敵人的一次“圍剿”和它的又一次“圍剿”是銜接著的。這兩個階段中，防御的階段比進攻的階段更為復雜，更為重要。這個階段包含著怎樣打破“圍剿”的許多問題。基本的原則是承認積極防御，反對消極防御。

從國內戰爭說，假如紅軍的力量超過了敵人時，那末，一般地就用不著戰略防御了。那時的方針只是戰略的進攻。這種改變，依靠于敵我力量的總的變動。到了那時，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東西了。

第二節　反“圍剿”的準備

對于敵人的一次有計劃的“圍剿”，如果我們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臨時倉卒應戰，勝利的把握是沒有的。因此，在和敵人準備“圍剿”同時，進行我們的反“圍剿”的準備，實有完全的必要。我們隊伍中曾經發生過的反對準備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

這里有一個困難問題，容易發生爭論。就是，何時結束自己的進攻，轉入反“圍剿”的準備階段呢？因為當自己處在勝利的進攻中，敵人處在防御地位時，敵人的“圍剿”準備是在秘密地進行的，我們難于知道他們將在何時開始進攻。我們準備反“圍剿”的工作開始早了，不免減少進攻的利益，而且有時會給予紅軍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響。因為準備階段中的主要步驟，就是軍事上的準備退卻，和為著準備退卻的政治上的動員。有時準備過早，會變為等待敵人；等了好久而敵人未來，不得不重新發動自己的進攻。有時我們的重新進攻剛在開始，又恰好遇到了敵人進攻的開始，把自己處在困難地位。所以開始準備的時機的選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斷定這種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系著眼。為著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夸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對自己方面，不可夸大過去勝利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足夠地估計到過去勝利的影響。

但是開始準備的時機問題，一般地說來，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因為后者的損失較之前者為小，而其利益，則是有備無患，根本上立于不敗之地。準備階段中的主要的問題，是紅軍的準備退卻，政治動員，征集新兵，財政和糧食的準備，政治異己分子的處置等。

所謂紅軍的準備退卻，就是說不要使紅軍向著不利于退卻的方向，不要進攻得太遠了，不要使紅軍過于疲勞。這是在敵人大舉進攻的前夜主力紅軍的必要的處置。這時紅軍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創造戰場，征集資材，擴大自己和訓練自己的計劃上。

政治動員是反“圍剿”斗爭中第一個重要問題。這即是說，明確、堅決而充分地告訴紅軍人員和根據地的人民，關于敵人進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敵人進攻危害人民的嚴重性，同時，關于敵人的弱點，紅軍的優良條件，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志愿，我們工作的方向等。號召紅軍和人民全體為反對“圍剿”、保衛根據地而斗爭。除開軍事秘密外，政治動員是必須公開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個可能擁護革命利益的人員。重要的關節是說服干部。

征集新兵須從兩方面出發：一方面顧到人民的政治覺悟程度和人口情況；又一方面顧到當時紅軍的情況和整個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消耗的可能限度。

財政和糧食問題，不待說對于反對“圍剿”是有重大意義的。要顧及“圍剿”時間的可能延長。應當計算，主要的是紅軍，再則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在整個反“圍剿”斗爭中物資需要的最低限度。

對待政治異己分子，不可對他們不警戒；但也不可過于恐懼他們的叛變，而采取過分的警戒手段。對地主、商人、富農之間是應該有分別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們說明，爭取他們中立，并且組織民眾監視他們。只有對極少數最帶危險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嚴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圍剿”斗爭勝利的程度，是和準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聯系著的。由輕敵而發生的對于準備的放松，和由被敵人進攻所嚇倒而發生的驚惶失措，都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不良傾向。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節　戰略退卻

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采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御敵于國門外”。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27）。

春秋時候，魯與齊（28）戰，魯莊公起初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后來被曹劌阻止了，采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造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軍戰勝強軍的有名的戰例。請看歷史家左丘明（29）的敘述：“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30） 當時的情況是弱國抵抗強國。文中指出了戰前的政治準備——取信于民，敘述了利于轉入反攻的陣地——長勺，敘述了利于開始反攻的時機——彼竭我盈之時，敘述了追擊開始的時機——轍亂旗靡之時。雖然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卻同時是說的戰略防御的原則。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之戰（31）、新漢昆陽之戰（32）、袁曹官渡之戰（33）、吳魏赤壁之戰（34）、吳蜀彝陵之戰（35）、秦晉淝水之戰（36）等等有名的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制人，因而戰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