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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37）、廣州起義（38）是失敗了，秋收起義（39）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后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個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線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后來我們的作戰原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地是超越了從前的樸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御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后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罷了。

然而從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在黨的“三次‘圍剿’被粉碎后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那個包含著嚴重原則錯誤的決議發布之后，“左”傾機會主義者就向著正確的原則作斗爭，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確原則，成立了另一整套和這相反的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從此以后，從前的東西不能叫做正規的了，那是應該否定的“游擊主義”。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后，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直到黨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線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啊！

起勁地反對“游擊主義”的同志們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地方。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嗎？并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勝敵人不是更好些嗎？在敵區或在我區敵區交界地方去打勝敵人不是更好些嗎？過去的東西沒有任何的正規性，只是游擊隊使用的辦法。現在我們的國家已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作戰是國家和國家作戰，大軍和大軍作戰。歷史不應重復，“游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里產生的，而山里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御敵于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壇壇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后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后，則是大規模搬家。并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以次變為拚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這里單說戰略退卻，江西叫做“誘敵深入”，四川叫做“收緊陣地”。從前的軍事理論家和實際家也無不承認這是弱軍對強軍作戰時在戰爭開始階段必須采取的方針。外國的軍事家就曾這樣說：“戰略守勢的作戰，大都先避不利的決戰，使至有利的情況始求決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

戰略退卻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軍力，準備反攻。退卻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處在強敵的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的保存。過去卻有許多人堅決地反對退卻，認為這是“機會主義的單純防御路線”。我們的歷史已經證明這個反對是完全錯誤的了。

準備反攻，須選擇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若干條件，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然后進入反攻階段。

依我們的過去情形說來，大概須在退卻階段中取得下列諸種條件中至少二種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敵，才好使自己轉入反攻。這些條件是：

（一）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

（二）有利作戰的陣地；

（三）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敵人疲勞沮喪；

（六）使敵人發生過失。

人民這個條件，對于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根據地的條件。并且由于這個條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條件也容易造成或發現。所以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卻到根據地來，因為根據地的人民是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也有區別；對于封鎖消息、偵察、運輸、參戰等事，中心區的人民比較邊緣區為好。所以“退卻終點”，在過去江西反對第一、二、三次“圍剿”時，都選在人民條件最好或較好的地區。根據地這個特點，使紅軍的作戰比較一般的作戰起了很大的變化，也是使后來敵人不得不采取堡壘主義（40）的主要原因。

退卻的軍隊能夠選擇自己所欲的有利陣地，使進攻的軍隊不得不就我范圍，這是內線作戰的一個優良條件。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要求別的條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的敵人，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了過失，或者該路前進的敵人比較地缺乏戰斗力。這些條件不具備時，雖有優良陣地，也只得置之不顧，繼續退卻，以就自己所欲的條件。白區未嘗無優良的陣地，但無優良的人民條件。如果其他條件也還未造成或未發現時，紅軍便不得不向根據地退卻。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的分別，也大體是如此。

除地方部隊和鉗制兵力外，一切突擊兵力以全部集中為原則。當著我們向戰略上取守勢的敵人進攻時，紅軍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敵人大舉向我進攻，紅軍就實行所謂“求心退卻”。退卻的終點，往往選在根據地中部；但有時也在前部，有時則在后部，依照情況來決定。這種求心退卻，能夠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來。

弱軍對于強軍作戰的再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揀弱的打。然而當敵人開始進攻時，我們往往不知敵之分進各軍何部最強，何部次強，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個偵察的過程。往往需要許多時間，才能達此目的。戰略退卻的所以必要，這也是一個理由。

如果進攻之敵在數量和強度上都超過我軍甚遠，我們要求強弱的對比發生變化，便只有等到敵人深入根據地，吃盡根據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圍剿”軍西路總司令陳銘樞所說的“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士氣沮喪，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卻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敵軍劣于我軍，而我軍反優于敵軍的事情。江西反對第三次“圍剿”時，紅軍實行了一種極端的退卻（紅軍集中于根據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為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41），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

退卻的最后一個要求，是造成和發現敵人的過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要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乘敵之隙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敵人會犯錯誤，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一樣。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于東而擊于西，即所謂聲東擊西）。要這樣做，退卻的終點，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區。有時退到該地區還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幾步，待敵發生可乘之“隙”。

退卻所求的有利條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說，須待這些條件完全具備方能舉行反攻。要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據敵人當前情勢，爭取若干必要條件，是以弱敵強的內線作戰軍隊所應該注意的，在這上面的反對的意見是不正確的。

決定退卻終點究在何處，須以整個形勢作出發點。在局部形勢看來有利于我轉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時在全體形勢看來也對我有利時，則據此決定退卻終點，就是不正確的。因為反攻的開始，必須計算到以后的變化，而我們的反攻總是從局部開始的。有時退卻終點應該選在根據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圍剿”，陜甘第三次反“圍剿”時。有時須在根據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有時則在根據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這些都是將局部形勢聯系到整個形勢來決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卻，原因在于對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干法。形勢是由條件造成的；觀察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的聯系，應從當時敵我雙方所具條件之見于局部的和見于全體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開始反攻以為斷。

退卻終點，在根據地可以大體上分為前部、中部、后部三種。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絕在白區作戰呢？不是的。我們拒絕在白區作戰，僅僅指的對付敵軍大規模“圍剿”。敵我強弱懸殊，我們在保存軍力待機破敵的原則下，才主張向根據地退卻，主張誘敵深入，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造成或發現利于反攻的條件。如果情況并不這樣嚴重，或者情況的嚴重性簡直使紅軍連在根據地也無法開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勢之變化時，那末，把退卻終點選在白區也是應該承認的，至少在理論上是應該承認的，雖然我們過去很少這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