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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不過在學術圈里有個現象，過去許多論文的題目很宏大，可以高屋建瓴指點江山，但現在的學者往往傾向于在某個高度專業、高度定向、高度限定的范圍內進行深入研究。我想這反映出精細分工是我們的社會趨勢，教育似乎也應該是這種社會趨勢的產物？

學術的專業分工：通過數十年專業教育，你或許可以觸摸乃至拓展知識的邊界

羅斯：我的專業是哲學史。我剛開始進行專業研究時，十分驚訝地發現某些研究技藝精湛卻毫無意義。當然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我的驚訝也來自我的無知。一個人需要相當深厚的知識積累，才能理解專業領域里艱深的內容，才能明白你在這門學科中所處的位置。但這并不意味著你得放棄對其他知識的追求，無視社會與政治，孤立地看待你的專業。

在中國和美國，醫保和養老都是街頭巷尾人們熱議的話題。國家在制定醫保政策時，當然需要老年病學專家，但如果這些人完全對社會、文化和經濟一無所知，那么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如果一個人除了本專業知識，對知識生態圈里的其他東西一無所知的話，是無法解決現實中的問題的。

我剛當上教授的時候，寫過一本書專門討論法國的黑格爾主義……

觀察者網：關于亞歷山大·科耶夫嗎？

羅斯：是的！我是他的遺稿保管人。我寫完這本書大多數人都鬧不清這究竟是什么，即便知道也認為這樣做毫無意義，因為這個專業面過于狹窄。所以當你立刻說出科耶夫這個名字的時候，我簡直太高興了。盡管大家不認可，但我學會了閱讀黑格爾，閱讀科耶夫，現在回頭看我覺得當初花的那些工夫是有價值的。而且我一向重視理論結合實踐，總是試圖結合所學來看待現實政治聯系。我曾經在法國跟著米歇爾·福柯學習，看到他對非常細微的東西進行非常細致分析，但這些細微的東西往往關乎極其重大的社會政治議題。

觀察者網：每個國家以各自的方式參與國際事務，每個公民各司其職、各盡其責，我們以高度組織化的形式共同構建了歷史。未來會不會有某個時刻，這樣的歷史走到盡頭，階級和國家消亡了，人們要進入新的未來，去獨立追求人之為人所珍視的東西？自由教育或者博雅教育是否是在幫助人們迎接這樣的未來？

羅斯：我不這樣認為。創造力源于生產過程受到的限制，我們作為公民、家人、愛人、朋友都會遇到限制。這樣的限制源于歷史，比方我無法選擇出生的地點，我的法語不如英語，德語更次，完全不會中文，這些限制來自我的家族歷史。

舊的博雅教育理念要把人從一切局限性中徹底解脫出來，讓其自由思考，但我認為自由源于人的行為與外部限制的關系，這樣才能有能動性去克服障礙。我認為黑格爾的歷史觀非常有力，但出于我們所見證過的各種原因，歷史總是循環往復，人們發現自己又陷入了爭取承認的斗爭。我現在年紀大了，過去我談這些東西可以談上三天三夜。我不希望完全從外部限制中獲得解脫，因為我的行為需要與障礙和限制相關。

我所倡導的教育理念，首先要承認外部障礙和限制的存在，但不可讓它們定義作為主體的人。再拿制盒匠打比方，他可以自由地、自主地做盒子；也可以放棄自由，成為一臺制盒機器。但他原本不必放棄自由。

觀察者網：既然我們提到了自由，你覺不覺得中國人理解的自由和西方人理解的自由不太一樣，盡管我們都用“自由”這個詞？

羅斯：我隱約覺得不太一樣，但不確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確。首先，東西方差異不可一概而論，美國人、墨西哥人、德國人對自由的理解都不盡相同。但我認為英美文化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在中國我可以明顯感受到不同。所以美國人理解的自由有高度的個人主義色彩，是個人自由，而不是社群或組織的自由。在我印象里，中國哲學更強調群體身份，在某些情況下個人需要為集體做出犧牲，所以中國的自由往往是基于社會關系而言的。

我認識一名慈善家尼古拉斯?博古睿，他特別熱心于在東西方之間架設溝通理解的橋梁。我覺得這非常好，因為美國人自己是很難意識到展現出來的個人主義特質了，這對我們而言太習以為常了。

觀察者網：我之所以問上面那個問題，是覺得東西方人對自由的理解不同。西方人說的自由似乎是種內發的自主權力（an autonomous power of agency），無論是古希臘哲人，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博學者，他們倡導的自由是由內而外的，要理解世界，然后自主決定走哪條路。而中國人說的自由仿佛是種不受由社會群體等外部束縛的權利（a right to stay above social constraints）。

另外我好奇的是，中國春秋時期的教育家孔子認為社會禮崩樂壞，反復強調要恢復周禮所代表的秩序，但他的教育理念卻比較像培養自由人的古希臘教育家；而許多人眼里比較接近自由主義的莊子，反而說過一句著名的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這似乎與自由教育的理念恰恰相反，這種差異是否反映了自由作為一種概念的東西方差異？

羅斯：我不太確定莊子口中的“殆已”是指什么樣的危險困境，或許它來自人類的傲慢，自以為無所不知，這是危險的。

觀察者網：或許他也是在告誡我們，不要什么都想學，什么都去追，人的生命有限要懂得取舍，否則就會迷失在知識的海洋里。我之所以提這個問題，是覺得儒家強調人的社會性，而道家似乎更強調人的自發性，結果反而是儒家教育君子的理念更接近博雅教育，我想知道這種東西方之間的差異是什么造成的。

羅斯：在時間、精力等種種限制條件下，人必須發現自己內在的能動性，才能避免迷失的危險，使生命過得充實。我不愿重復那種個人主義征服世界，集體主義舍小我成大義的刻板說法，我認為內在能力和外在限制是同時存在的，它們緊密聯系組成了一個生態系統，這敦促人們負責任地面對人生，而不要過度自信以為自己能預示歷史的終結，能為人類做出多么偉大的貢獻，能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我認為這便是智者的謙謹。

或許莊子也是這個意思，不要試圖用你有限的能力去解決世界上無限的問題，這不是號召人們徹底放棄解決問題，而是要讓人明白自己的固有局限性，以及各項事業有限的相關性。我覺得他的建議在社會層面上是非常有道理的。這是一種健康的懷疑論。

在西方現代社會，人們過于強調人由內而外的個人主義，大大損害了社會人際關系，也削弱了社群整體的探究能力，而片面強調個人天才，造就了許多高度信奉資本主義的求知者。對于他人而言這樣的個體可能是非常有害的。西方需要對某種內嵌于社會生態系統中的自由和能動性給予重視，這種觀點過去一兩個世紀以來在強調個人自由的西方思想界中形成了一股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