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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務院印發了《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暫行辦法》，明確了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等6項專項附加扣除，進一步減少個人稅負。

“個稅”重在“抽肥補瘦”而非“劫貧濟富”。但是，“良法”還需“良治”，《辦法》的落實必然離不開政府門對與專項附加扣除有關的個人身份和財產信息的收集和處理，統一稅收規范的前提是全面了解國民財富的分布多寡，這就需要處理“財產認證”問題。

本文討論了財產認證對國家稅收的重要影響。沒有現代財產認證，中央政府很難真正具備向統計意義上的大多數人征稅的能力，汲取能力難免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同時，也難以有效運用增減稅政策工具，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社會政策的推行都可能因此處于被動狀態。】

稅收是國家的血液，沒有能力從社會中汲取充足資源的政府，不可能實現任何目標（王紹光，1991、1993、2002）。影響汲取能力的因素很多，比如經濟發展水平（Musgrave, 1969; Hinrichs,1966）、財政體制（王紹光與胡鞍鋼，1993：1-26）、稅制改革的政治意愿（Cukierman, Edwards and Tabellini, 1992)、政府的自主程度（Findlay and Wilson, 1987; Olson, 1991; Lake, 1992; McGuire and Olson, 1996）、納稅人的服從程度（Fauvelle-Aymar, 1999），甚至發揮稅制再分配功能的政治能力（Alesina and Drazen, 1991; Edwards and Tabellini, 1991)也可能會倒過來影響國家汲取能力。

但是，國家從社會汲取資源的基本機制尚未得到適當重視。建立在納稅人認定和企業計帳等制度基礎上的有效汲取機制，而非政治運動和國有化，是很多現代國家強大汲取能力的來源（王紹光，2002）。構筑汲取機制的細微制度變革，表面上瑣碎、斷裂、技術化、行政化，實際卻是更為實質、更為持久、更為必要國家基礎能力建設（Mann, 1993: 59-63）。作為稅收的前提，旨在了解國民財富多寡進而認定納稅資格、合理定稅的財產認證，就是這樣一種國家基礎能力。

所有國家都十分關心自己到底能夠汲取多少社會資源，財產認證因此成為一項長期的國家基本行為。在某些歷史時期，一些國家的橫征暴斂招致人民的強烈反抗而不可持續。摸清經濟家底，掌握個人與法人的經濟特征，才有可能合理征稅，讓國家行為在稅收領域走向成熟。因此，財產認證不僅僅是加減乘除意義上的數字增減問題，更是實現“良治”不可不仔細考慮的基本問題。財產認證的差異，直接影響稅收國家( Schumpeter, 1991[1918]: 108)的建設進程。

一、財產事實與稅收規范

事實的全面程度與規范的統一程度是分析財產認證的兩個基本變量。前者是指財產事實的真實、準確、唯一和整合程度，后者是指稅收規范是否針對貧富程度、財產類型建立明確的分類、精細的規則，能否針對不同收入設定不同稅率，在全國范圍內超越地方妨礙確立統一標準。只有事實的全面程度與規范的統一程度這兩個維度的水平都很高，各項指標得到較好滿足，才能達至適度的強認證狀態，汲取能力才會趨強，國家的汲取能力才能在本國境內得到充分保障。

國家確認自己到底能收多少稅的過程，就是財產認證機制的形成與運作過程。無論直接稅、間接稅，還是累進稅、累退稅，亦或所得稅、增值稅的征收，都離不開財產認證。在這一點上，汲取能力較強的國家之間的共性大于差異。

財產認證著力解決的基本政治問題，在于國家認證與個體逃避之間的關系。作為納稅者，個人和法人可能會向國家提供虛假或不實的信息，從而逃避稅收，國家需要通過財產認證克服逃稅現象。為了解決這個很多人認為無解的問題，在從領地國家向稅收國家的轉型中，國家財產認證能力總體上從從弱事實、強規范向強事實、強規范的狀態發展，在事實與規范兩個層面加強財產認證體系的有效性。包稅制給領地國家所造成的稅收困境，也正是稅收國家建設所要克服的認證缺陷。

二、包稅制下的認證缺陷

在前現代農業國家，土地稅是主要稅源，土地收成相對穩定又易于辨認和量化，財產認證只需關注真實性、準確性就足以確定稅基。財產認證與身份認證常合為一體、經濟身份與政治身份和政治權利直接掛鉤（庫朗熱，2005：15-50、62-74、90-104；黃洋，1996：21、41-42、81、155-157），古希臘的公餐禮、取潔禮、公民分層制和貴族捐獻制都有財產認證功能，普通人逃之不易。

而人頭稅、六一稅及其中世紀變種什一稅，則展示了“弱事實、強規范”財產認證狀態下國家稅收的暴力面：強行按固定稅率征稅，不管個人貧富。在現代財產認證成型前，“弱事實、強規范”狀態集中體現為包稅制，古代帝國、羅馬教會和世俗王國都處在包稅制支配之下，在財產事實認證缺陷和收集權的激烈爭奪中痛苦掙扎。

國家得不到真實、準確的財產事實，是包稅制給前現代國家制造的第一大難題。簡陋、粗糙甚至可笑的財產認證狀況（湯普遜，1984：47-48），加劇了人們對稅收的抵制，羅馬帝國被迫頻頻改進認證形式。戴里克先時期按照肥沃程度劃分土地等級、編制新賬冊的牛軛制，君士坦丁堡時期確定稅基、稅率的小紀制，以及查士丁尼時期的連坐土地稅制和行會重稅重役世襲制（湯普遜，1984：48-52、213-214；1992：47-48、61、212），都是改善財產事實全面程度和規范統一程度的嘗試。由于代理帝國稅收的教士、領主和包稅商人從中漁利，大大削弱了這些努力的成效，普通人的稅負相當沉重。

羅馬帝國將基督教立為國教之后，利奧三世（795-816）試圖擺脫包稅制、建立稅收國家，在勢力強大的教士、領主和包稅商人抵制下不了了之（湯普遜，1984：229-230）。五百多年后，教皇約翰二十二世（1316-1334）開始向整個基督教世界征收什一稅（湯普遜，1992：58-59），設立教會收稅官，嘗試奪取包稅制中間代理人的財產認證權。

什一稅分為向普通教徒征收的和向神職教士征收的兩種。向普通教徒征收的什一稅是非常繁重的“教糧教稅”，農民和工匠必須按照教區向教會申報財產狀況（湯普遜，1997：266-268），教會按教區建立納稅登記檔案，在歐洲各地鄉村廣泛建立什一稅倉庫。向神職教士征收的什一稅，通常是世俗國家征得教皇同意，用于十字軍東征或世俗國家之間的戰爭，有直接使用各地教會當年所征收的什一稅和另行確定稅額單獨征收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