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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個人與企業的全部經濟特征

在前現代農業國家，個人經濟特征相對單一，往往是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相結合，主要體現為土地及其農副業收獲，農業稅在很長時期內都是一種實物稅，土地測量與收成估算為古代財產認證的主要形式。

在現代工業化國家，個人經濟特征更為豐富多樣，主要體現為工資收入、資本收益、房屋、家庭耐用品等等，現代稅收從實物交納轉變為貨幣交納，并且越來越電子化。因此，個人經濟特征的衡量與評估對于現代國家而言并不太復雜，工資收入、股票收益、資本收益都是簡單清晰的，可以直接通過實名制賬戶來評估。房產相對復雜一些，但難度也不大，確定建筑時間、居住狀況和交易狀況就基本可以了。家庭耐用品通常體現為企業轉嫁給個人的一般消費稅和特殊消費稅，對國家稅收機構而言，一目了然。在沒有隱瞞的情況下，是否在使用奢侈品也可以直觀判斷。因此，國家對個人收入和所得的認證相對容易。然而，在認證水平不高的國家，即使簡單明了的個人經濟特征也可能非常難以認證，除了工資收入以外，其他各類財產的認證面臨種種現實難題。在這個問題上，國家稅源是以直接稅為主還是以間接稅為主，與國民的收入多寡無關，而與認證水平的高低有關。

在以直接稅為主要稅源的國家，對企業經濟特征的認證是圍繞企業雇員的收入進行的。雇員的個人收入既要交納個人所得稅，又要交納社會保障稅，差別在于個人所得稅在三項所得稅中的比例大小。雖然企業既要交納所得稅，又要為雇員交納社會保障稅，但都低于雇員所交的所得稅比重，在所得稅總額中所占比重不大，在國家總稅收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大。在這一點上，現代工業國家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小，即使在人們通常視為例外的北歐國家，雇主為雇員所交的社會保障稅也不高（OECD, 2008a）。

在以間接稅為主要稅源的國家，對企業經濟特征的認證主要是圍繞增值稅的征收進行的。關稅、煙稅、酒稅、燃油稅以及越來越多的環保稅這些一般消費稅所依賴的認證機制是簡單有效的：誰消費、誰交稅，整個過程發生在特定空間，時間簡短，沒有什么連貫性。從書面的靜態認證變成數字化的動態認證，只是量上的增加，沒有什么質的區別。然而，增值稅所依賴的認證與之存在很大不同，這是因為增值稅直接針對企業的生產、流通、銷售和消費環節，認證對象本身流動不居，處在一個連貫、長期、多次發生的過程之中。如何對這個連貫、長期和多次發生的經濟行為過程建立有效認證，是增值稅這個稅種存亡的關鍵。現代國家有效解決了對增值稅的認證難題，實現了對增值稅統一而全面的認證，從而使增值稅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國家稅源。1980年代以來，各國煙、酒和燃油等特別消費稅呈現下降趨勢，營業稅、增值稅呈現上升趨勢，現代財產認證在其中的作用越來越不可或缺。

通過要求納稅人通過納稅號碼申報財產資料（OECD, 2008b），通過對本國居民和境內外國人收入和財產的代扣代繳（OECD, 2008b），現代國家的財產認證體系納入了越來越多的個人與企業經濟特征，越來越多的身份、就業與稅收資料，納稅人的各種歷史資料、當前資料，靜態資料、動態資料，固定資產、不動產、房產、住宅、年薪和資本收益都囊括進來，個人與企業的收入不再是靜態的、書面的數字，變成了動態的、流動的字符，現代財產認證的整合程度不斷提高。

稅收數據庫的前身和遠祖是各種稅冊、土地丈量冊、土地估價冊和估產賬冊等書面稅收檔案。與這些古代財產認證形式相比，稅收數據庫實現了最真實、最準確、最唯一、最整合的認證，個人、企業的收入資料變得全面起來，國民到底有多少財富，國家能夠征收多少稅，中央政府不需要復雜的計算與評估就能看得清清楚楚。這種巨大優勢是現代國家絕不會放棄的，稅收數據庫因此從1960年代以來就成為現代國家改善汲取能力的最愛，越來越多的納稅信息從書面檔案變成電子檔案（OECD, 2008b），各國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的信息化程度也不斷提高（OECD, 2008b），認證知識在認證體系中的流動性也越來越大。與古代財產認證相比，現代財產認證的更新周期大大縮短，個人所得稅實現了每月代扣、年度報告，甚至每月代扣、每月報告，企業所得稅實現了每季度認證、年度退稅評估，增值稅實現了每月或每季度記錄（OECD, 2008b）。

（二）規范越來越統一

在收集盡可能全面的財產事實、充分掌握個人與法人的經濟特征的過程中，認證權力越來越地統一在現代國家的中央稅收機構手中：獲得個人與企業所有納稅信息，相關第三方所有信息，要求其他部門在人口與住戶普查、經濟普查時為自己做專項調查，要求其他政府部門提供自己所需要的納稅資料，納稅人必須做好所有納稅相關檔案備查，如此等等。國家開始有能力交叉核對納稅人的財產申報資料，對納稅人的經濟特征建立明確的分類，精細和規則和全國統一的標準，來確定納稅人所申報財產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的稅收核查或者采取稅收執行行動，以完成堵住稅收漏洞、嚴懲偷稅漏稅行為的既定目標。

如果稅收機構根據自己的認定標準，發現納稅人有稅收違法嫌疑，很多國家的稅收機構可以在未經納稅人同意、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進入納稅人營業場所，有些國家甚至可以在這種情況下進入納稅人的住宅（OECD, 2008b），直接收集個人、法人與稅收有關的經濟事實，作為指控其逃稅、避稅或漏稅的證據。

與早期現代國家相比，現代工業化國家稅收結構、主要稅源也越來越具有一致性，背后是現代財產認證越來越成熟，越來越趨同。從18世紀中后期開始，現代國家通過經年累月的定期人口普查、經濟普查和社會統計，累積了大量認證知識，完成了“弱事實、強規范”向“強事實、強規范”狀態的轉變。

由此，現代工業化國家可以通過所掌握的個人、法人的經濟特征，借助個人號碼、數據庫、互聯網等現代溝通技術，建立更加明確的分類，區分個人財產與家庭財產、企業財產，區分流動財產與固定財產，區分窮人與富人。進而，在不同收入、不同稅率原則基礎上，制定更為精細的稅收規則，將納稅人的收入與稅額匹配起來。

富人適用不同的稅率，并且在財政困難的時候，適當提高富人的納稅額。針對富人制定較高的所得稅率，在法律形式并不是一件難事，但要想讓這筆稅收真正進入國庫并不容易，國家必須全面掌握富人的全部經濟特征。否則，就無法充分發揮稅收的再分配功能。在這個意義上，稅率的不平等，正是為了促進國民待遇的平等，為實現最大多數人的社會正義提供財政支撐。

最終，人的經濟特征，各種基本事實、流動方向、真假優劣和利弊得失在全國范圍內得到統一，認證分類、規則和標準的設定、執行也都統一在代表國家的中央稅收機構手中，有助于國家爭取兩個最基本的政治能力：既能有效增稅、提高汲取能力，又適當減稅、發揮稅收的再分配功能。

結論與討論：現代財產認證的政治意義

本文的分析表明，從弱事實、強規范向強事實、強規范轉變，是現代財產認證能力演進的總體趨勢。不僅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瑞士等以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直接稅為主要稅源的國家如此，1980年代以后的OECD各國總體上也是這種模式。在事實的全面程度與規范的統一程度上都表現不好的國家，不僅個人與企業的經濟特征無法進行全面認證，中央政府的認證權力也無法在全國范圍內執行，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爭奪財產認證權，阻礙、削弱和損害了整個國家的汲取能力。嚴重依賴關稅、銷售稅、貨物稅、營業稅、增值稅、特許權稅等間接稅的國家，常常遇到這樣的困難，比如一些早期現代國家與二戰后的新生發展中國家。

由于各國認證個人和企業財產的能力和模式的共性越來越大于差異，而且越來越有效，越來越多的收入、財產、利潤和收益成為認證對象，稅基不斷擴大，各國稅收政策已經相當穩定，稅收結構開始趨同，并向寬稅基方向發展（彼得斯，2008[1991]：67-71）。國家要想增稅，已經不必采取擴大某一稅種稅率的單一手段。納稅人往往不宜察覺新的增稅形式，稅收增減越來越成為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基本工具和政治杠桿。

進而，現代國家的稅收政策調整引發有效抵制和大規模反抗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零散的逃稅、漏稅、避稅還會時有發生，但大面積、大規模、涉及各個社會階層的逃、漏、避稅現象已經不可能出現。這首先是因為，現代財產認證改變了以往稅收的暴力性，提高了認證對象財產的透明度，增強了與人的經濟社會權利的關聯，增強了稅收與福利、規管的關聯。現代人所希望政府提高的基本公共服務，沒有哪一樣能夠徹底離開納稅，稅收也就得到人們更加自愿的服從。

在沒有建立全面統一的現代財產認證制度的國家，稅收往往受到種種偷稅、漏稅、逃稅、避稅現象的破壞，國家消除這些不利行為的積極性與有效性都大打折扣。沒有現代財產認證，中央政府很難從統計意義上創造和識別新的治理對象，也就是可以征稅的人，也就很難真正具備向統計意義上的大多數人征稅的能力，汲取能力難免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同時，也難以運用增減稅政策工具，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社會政策的推行都可能因此處于被動狀態。

（原刊于《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無形的學苑”微信公眾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