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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美國當代最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作為20世紀這個“美國世紀”的見證者，亨廷頓在美國政治學界縱橫馳騁了60年。在這60年中，他一貫秉持清醒的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思想立場，思考美國政治、世界政治以及“美國與世界”的關系 。從二戰后介入美國思想辯論以來，他總是不囿于狹隘的政治正確，不斷以美國社會矯飾的“自由主義”為理論標靶，探討支撐美國社會和政治體系運行的思想基礎；同時，在二戰后不斷變化的世界格局中，他同樣以其清醒的現實主義，判斷“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定位美國的國家戰略。

亨廷頓當之無愧是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們可以通過深入其思想演變軌跡，切實理解美國20世紀的國家性質與國家航向，以及更為廣泛的現代政治世界與現代政治困境。

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冷戰的世界格局中，1945~1965年間，美國思想界普遍以洛克式（John Locke）的自由主義來描述美國的國家理念。在這種理念描述中，美國是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平等主義等現代政治原則逐步得到貫徹的國家。這種自由主義國家理念被塑造成為美國國家的共識。但是，在1957年，剛過而立之年的亨廷頓對此主流觀念發起挑戰，他提醒美國人反思美國的建國理念究竟是洛克式的自由主義，還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義。

亨廷頓認為，看上去美國社會的進步主義、多元主義和共識主義都是洛克式自由主義的變體，這種源自英國的美國自由主義“文化霸權”也確實導致美國保守主義沒有形成一以貫之的傳統。在1898年“美西戰爭”之前，美國曾經有過兩種保守主義：第一種是“北方聯邦主義”，它產生于希望推動美國從邦聯轉向聯邦的北方工業州，是美國歷史上最早的保守主義；第二種是卡爾霍恩（John Caldwell Calhoun）和阿爾杰（Horatio Alger）等人論述的以種族奴隸制為基礎的“南方保守主義”。這兩種保守主義確實都弱不禁風，稍縱即逝。

但是，在亨廷頓看來，這兩個保守主義傳統卻在兩個重要契機之下復活了。首先，隨著美國加速告別“孤立主義”走向世界，新漢密爾頓主義的聯邦保守主義復活了；其次，從“二戰”到“冷戰”初期， “南方保守主義”在法律和政治層面被弱化，但在冷戰后出于對外部的蘇聯共產主義和內部的大眾民主運動的恐懼，“南方保守主義”也復活了。在蘇聯這個全面戰略對手的巨大威脅面前，美國的“古典自由主義”與“古典保守主義”迅速在“冷戰自由主義”旗幟下一致對外。亨廷頓成為“冷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之一。

但也正是在亨廷頓身上，“冷戰自由主義”散發出濃郁的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氣息。1957年，作為一位30歲的年輕學者，亨廷頓思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美國既然長期以自由主義社會自居，那么，這樣的美國和美國人是怎樣接受自己反對了一百多年的常備軍的？一個自由主義社會為何需要一支有可能威脅自由、民主、繁榮與和平的強大軍隊？如果美國社會接受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就意味著接受了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政治倫理。

因此，在亨廷頓看來，雖然美國社會將“洛克式的自由主義”視為國家理念，但在現實運作中的卻是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結合體?！艾F實主義”意味著美國人在冷戰的國家間激烈競爭情勢下，必須接受一支強大、團結、高度職業化的軍隊。而 “保守主義”則意味著軍官必須接受文官在正當性、道德倫理、政治智慧和治國能力上都優于自己，必須接受人事任免、財政預算和軍紀國法審查等方面的文官控制。

亨廷頓這種對美國社會實際形態的觀察所得出的國家建構理念，來自他所推崇的三位戰略思想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與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既提供了軍官職業化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文官控制的正當性，亨廷頓正是據此建構了自己軍政關系理論的內核，從而讓《軍人與國家》成為理解現代國家的軍政關系繞不開的經典之作。

小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緊密捕捉住1898年因美西戰爭中獲勝而在美國出現的帝國主義情緒，成為新漢密爾頓主義的吹鼓手。正是在小馬漢身上，亨廷頓所說的美國歷史上一度消失了的聯邦主義和南方保守主義，在美國放棄孤立主義走向世界之后復活了。

而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冷靜的政治現實主義塑造了冷戰至今美國對外戰略的主線，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亨廷頓對美國對外戰略的現實主義批判與反思。

亨廷頓早期的思想重心，就是一個自由主義社會為什么需要接受一支強大的保守主義軍隊。亨廷頓在這種思想框架之下重新定位了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地位。在他看來，保守主義是現實主義而非理想主義的，因為它并沒有自己的“烏托邦”。在這三位戰略思想家的啟發下，亨廷頓把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視為軍事倫理的兩大支柱。

亨廷頓認為，要理解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為什么接受一支保守主義的軍隊，不僅需要考察軍官與文官集團之間的權力關系，也需要考察二者之間的思想關系。文官集團易受社會流行的意識形態影響，因而，軍政關系的穩定就有賴于政治思想與社會觀念普遍接受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

因此，亨廷頓非常關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這兩大意識形態在美國不同時代的命運變遷。在亨廷頓看來，在冷戰情境下，美國必須扭轉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保守主義主導的意識形態。在亨廷頓的認識中，古典保守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保守版本”，其理論對手并不是古典自由主義，而是“大眾自由主義”和“民主自由主義”。1975年，美國政治已經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20年民主化運動高潮，進入保守主義長周期。亨廷頓進一步闡發了“民主危機論”，這被視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精英民主理論”的回歸。

1957年，亨廷頓本想用自己的《軍人與國家》申請終身教職，雖然這部著作后來被認為在軍政關系研究領域占據了與《戰爭論》和《海權論》同等的學術地位，但在當時，亨廷頓卻被哈佛大學政治學系的自由主義者指控鼓吹軍國主義和權威主義，最終被迫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道從哈佛大學出走哥倫比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