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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

或許正是由于這一個人際遇，亨廷頓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四年，對萊因霍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尼布爾對冷戰一代美國思想家影響極大，深受其影響的，包括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等新教神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等自由主義者、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等社會主義者、漢斯·摩根索（Arthur M. Schlesinger Jr.) 等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家，以及美國冷戰遏制戰略創始人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和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節制主義大法官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等人。

尼布爾的思想光譜也頗為復雜，他既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也是新教現實主義者。他是美國歷史上首批使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抨擊美國社會自身問題的學者，這一點體現在他那出版于1932年的成名作《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它是“大蕭條”時期影響整整一代美國人的經典著作。美國國際關系與歷史學學者安德魯·巴切維奇(Andrew J. Bacevich)將尼布爾稱為冷戰自由主義的總設計師，美國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將尼布爾稱為美國冷戰一代思想者共同的精神教父。

作為小施萊辛格口中“尼布爾的教子”，亨廷頓讀過尼布爾的大多數著作，由于受這位新教神學家思想的影響，亨廷頓逐漸強化了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思想立場，這使他不同于理想主義的保守主義，也不同于同時期現代派詩人托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天主教社會思想。1968年，亨廷頓集中闡述了他對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在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獨特問題的判斷。他認為，不同于傳統國家，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不斷深入，每個國家要么成為大規模現代社會，要么就是處于轉型過程之中的“變化社會”或“轉型社會”。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轉型社會必將也必須以種種美好的政治價值目標為自身的發展目標，它們凝聚著現代人對美好政治信念的追求；只要樹立了這種目標，轉型社會就能從“經濟的現代化”直接走向“政治的現代化”，所有美好的事情可以一夜之間到來。而亨廷頓認為，自由主義者的現代化理論實則是將西歐、北歐和北美西方國家作為現代化的理想樣本，實際上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將起點等同于結果，事實上忽略了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遷對政治變遷的巨大影響，忽略了過程和道路的復雜曲折和替代選擇的可能。

這樣一個判斷，反映了亨廷頓的思想轉變。在50年代寫作《軍人與國家》之際，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在亨廷頓那里是并列關系；而到了60年代，現實主義已經變成了保守主義的限定詞。從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參與冷戰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制定開始，不惑之年的亨廷頓就將矛頭對準了自由主義的政治現代化理論、發展理論和對外戰略，提出了“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政治變遷理論”。

《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這本著作集中體現了亨廷頓“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政治態度，它整合并且超越了西方世界對政治發展的討論，將比較政治的研究重心從政治發展轉移到政治變遷上。在這本書之前，也有學者討論過轉型社會的政治發展究竟包含哪些要素、條件與目標。

但這些討論均以“傳統與現代”的二元論為前提預設，都是靜態的直線演進，忽略了大規模轉型社會的動態特征：當轉型社會的政治體系無法面對、回應、吸納來自大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平等訴求時，它便無法實現現代化。因此，亨廷頓將政治發展的內涵寄托于三個方面：社會制度對政治制度的影響、社會發展對政治發展的影響、社會結構對權力結構的影響。

晚近50多年來，“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逐漸成為美國多數中下層白人的主流觀念，“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對現代政治困境的理解和處理、文化對政治、政治思想對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塑造作用越來越受關注。比如，著名政治學者西達·斯考切波近十年來就致力研究美國保守主義在晚近50年來的復興如何推動美國政治的大轉型，如何左右美國決策，其語境下的美國保守主義主要就是現實主義而非理想主義的保守主義。

“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新教根源

亨廷頓思想的繼續深化來自1960年代民主化運動在美國的此起彼伏，以及這場極具挑戰性的民主運動對美國自身構成的巨大挑戰。如何理解、回應這種挑戰？亨廷頓從政治轉向了文化。在他看來，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們質疑的并非美國體制的正當性，而是美國現任政府的統治能力，驅使這些學生的是美國政治中的“信念激情”，它在歷史上曾經多次矯正美國的航向。因此，他認為看似激進的民主運動，實質上卻是保守主義的。

亨廷頓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提出過類似問題：難道那些最激進的革命派，不恰好是最典型的保守派嗎？亨廷頓將美國政治的失衡歸因于美國社會的自由主義共識，后者成為亨廷頓反復使用的理論靶標。亨廷頓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共識讓美國人接受自由主義的建國理念與政治思想，也讓人們相信美國體制代表的自由理念能夠且必將實現。但這種共識只是理論上預設的現實，實際上有很多內在危機。政治現實是，自由主義理念未能實現，并且總是不能實現。理論預設與政治現實的沖突，恰恰內在于自由主義的共識。因此，亨廷頓從根本上挑戰了自由主義者對美國政治的體制自信。

在用文化視角解釋政治問題上，亨廷頓受到了伯克的啟發。他認為美國從來沒有產生獨立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這使之在一戰、二戰和冷戰期間的內部敵人和外部敵人面前手足無措，保守主義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重新回到美國政治舞臺。伯克在《論法國大革命》所表露的保守主義思想，尤其是在《與美洲殖民地和解書》中所概括的北美殖民者的特性，被亨廷頓視為美國的國民特性、國家認同和核心文化的根源。在伯克看來，美洲殖民地的新教是“新教的新教”、“異見的異見”，是英國本土未完成的新教革命的產物。因此，北美殖民地人與母國人同文同種，正如今天“五眼同盟”同文同種。亨廷頓正是在伯克的基礎上將“同文”界定為“同一種宗教”。

亨廷頓指出，美國自由主義者將美國的政治理念概括為一套“美國信念”。所謂“美國信念”指的是美國人一直以自由主義社會自居，認為自己代表了人類社會一系列美好的政治價值。但亨廷頓認為，這種自由主義的美國信念沒有觸及的是其政治制度源于英國的新教革命時代，甚至每一種制度都源于新教。在此，亨廷頓回到“都鐸政體論”，美國政府的權力雖在結構上分立，但本質上處于“職能混同狀態”，美國政體源于亨利八世以來的英國都鐸體制。

需要注意的是，1968年的亨廷頓并未著重闡發美國政治的新教根源。這涉及亨廷頓思想的內在轉變：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亨廷頓集中關注的是政治制度，比如軍事制度和作為政治制度集合體的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步入天命之年的亨廷頓的重心轉向對重大政治社會困境的道德關注，試圖找到制度背后的文化要素。此時的亨廷頓強調的是，要想真正理解美國政治，就必須追溯美國政治的真正起源，也就是作為美國核心文化和國家認同源泉的盎格魯-新教文化。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發現不惑之年的亨廷頓對自由主義者批評的深刻之處：自由主義者所相信的美國人反權力、反權威的政治倫理并不是天生的，正是因為英國人留下的政府權力太大、政府權威無處不在，才導致美國人看上去擅長限制而非建立政府權威，才激發了美國人的反權力、反權威的政治倫理觀念。

這種文化范式關注美國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認為美國所有的現代政治制度幾乎都有宗教根源，解決現代政治困境的希望在于政治的“再宗教化”、國家的“再道德化”，只有重新激起美國人的道德主義和理想主義，只有激起超越階級、地區、種族、宗教和身份的信念激情，美國政治才有希望，正如美國國會大廈穹頂上的壁畫把美國歷任總統描繪成先知和圣徒，而華盛頓被放在上帝的位置上。美國的政治和新教信念具備類似的形式和社會基礎，政治注重宗教，宗教則為政治添加了激情。簡言之，在亨廷頓看來，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國政治最獨特的特征。就此而言，亨廷頓的現實主義保守主義所接續的，正是美國思想史上的“保守主義的美國例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