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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現實主義與現代政治困境

1990年代初期，面對蘇東劇變后的國際局勢風云變化，花甲之年的亨廷頓認為需要對新的國際格局做出準確的現實主義判斷。冷戰之后，自由國際主義言說甚囂塵上，而亨廷頓則秉承“思想教父”尼布爾的指導，非常清醒地將自由國際主義和新教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

尼布爾是“冷戰”時期的思想教父。冷戰一代的思想家共同的理論建構存在一個前提，即將蘇聯視為全面的戰略對手。只有在這個理想的敵人面前，美國和美國人才能恰當定位自己。在這個前提之下，尼布爾認為，美國人以上帝選民自居對其他民族頤指氣使是一個愚蠢的幻覺。尼布爾從新教現實主義出發，對這種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進行批判。他希望探尋的是基督教如何從道德上來理解、處理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困境。

尼布爾的新教現實主義深刻影響了亨廷頓對美國內政外交和“美國與世界”關系的思考，但是，亨廷頓在冷戰格局松動之際偏離了其學術立場，試圖探討非西方國家的民主行動指南，他的好友布熱津斯基因此將其稱為“民主的馬基雅維里”。亨廷頓本人則認為，他大概有一半篇幅的確如此，但另一半仍然是客觀的，因為他仍然將秩序視為分析國家的核心維度。對他來說，民主是個好東西，秩序也是個好東西。

冷戰結束之后，面對一個“理想敵人”的消失，美國思想界也出現了巨大爭議。美國的保守主義者聚集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大纛之下，共同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蘇聯消失之后，美國如何界定國家利益？冷戰結束后，美國人還是美國人嗎？如果沒有冷戰，身為美國人還有什么意義？如果失去了蘇聯這樣理想的敵人，美國人也很可能迷失自我，所以要尋找新的理想敵人。1996年，已近古稀之年的亨廷頓處理的問題變成了如何理解“后冷戰時代”世界政治的格局及其沖突根源。和諧世界主張是否符合現實？多元文明論能否解釋？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能否解釋？國家主義能否解釋？

“文明沖突論”誕生的契機是亨廷頓與他的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對話，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是當時自由主義世界主義的典型代表。時至今日，人類社會的未來究竟是“歷史的終結”還是“文明的沖突”，仍是當代政治學與國際關系領域有關“后冷戰世界秩序”討論的一樁公案。亨廷頓嚴肅批評“歷史終結論”的理想主義，徹底回到尼布爾的新教現實主義，回到冷戰自由主義的現實主義維度，將馬基雅維里時代的政教沖突帶回“后冷戰時代”的世界政治分析。

在亨廷頓看來，既然存在多極文明，就可能存在沖突；只有理解可能的沖突，才可能謀求和平。“文明沖突論”似乎同時激勵了西方霸權國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國家，形成了“全球性的帝國內戰狀態”：一方面，西方國家會繼續堅持自身文明的獨特性，強調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方面，非西方國家受到激勵，希望成為帝國內部的“新君主”。亨廷頓因此再次為自己贏得“現代馬基雅維里”的標簽。

美國思想界認為，冷戰之后的美國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文明的沖突這種外部危機，還有國家認同的解體這種內部危機。1992年，小施萊辛格出版了《美國的解構》。在他看來，失去敵人的美國在多元文化沖擊下，不再是一個團結的國家。與小施萊辛格等人長期相互啟發的亨廷頓，也將其人生的最后時光用來處理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他認為，以1965年的《移民法》為轉折點，多元主義在種族、語言和文化上挑戰了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推動了“反美國化”進程。

但是，亨廷頓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如今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本土保護主義上，盡管他的確再次因為批評自由主義的多元主義而被貼上了本土主義者的標簽。在他看來，美國的希望在于讓自己的核心文化重新回到新教這個母體，在于盎格魯-新教文化而非種族上的白人至上。如果能夠復興盎格魯-新教的核心文化，便能振興美國的國家認同；白人便能在國內、國際上繼續充當美國與世界的統治者、支配者、主導者。亨廷頓認為，21世紀的美國需要的是“健全的民族主義”——既不是孤立主義的民族主義，也不是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但每個人都應該珍視愛國主義這一政治美德。

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政治美德

亨廷頓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召喚的“政治的再宗教化”、“國家的再道德化”和盎格魯-新教文化為主體的“美國核心文化復興”，在冷戰結束后似乎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一位學者曾經這樣評價“文明沖突論”之下的亨廷頓：他并非當代霍布斯或現代馬基雅維里，而是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筆下的弗蘭肯斯坦，很可能毀滅掉自己的母體。當然，這其中很可能存在很深的誤解，亨廷頓所反思的正是美國國家認同與美國世界地位所面臨的危機，他所希望避免的恰恰是文明沖突的厄運。

在亨廷頓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對他的評價側重不同、分歧也可能很大，但他們有一個共識：亨廷頓是一個典型的盎格魯-新教徒。亨廷頓與美國自由主義精英的疏遠，恰恰是因為他的思考代表了二戰后的美國普通選民的想法。[19]在個人品質上，亨廷頓堅持的是勤勞、誠實、公正、無畏、忠誠，以及最為重要的愛國主義。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只刻下一句話：這里躺著的是一個滿懷信念的愛國主義者。

亨廷頓同時代的社會學家和政治家丹尼爾·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認為，美國自由主義的核心共識在于政治而非文化，政治能夠改變文化并自我保存，美國保守主義的核心共識在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決定社會成功與否。

有學者據此指出，亨廷頓的思考是以反思自由主義的思想誤區為前提的，他對政治學的首要貢獻就在于維護保守主義的核心共識，強調自由主義在實現自身理想信念上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所以必須現實主義地援引保守主義的思想資源。亨廷頓的第一個30年集中在政治，第二個30年則集中在文化，但他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思想立場，對美國及其與世界的關系所面臨的重大政治和社會困境進行道德層面的思考。或許正是因此，亨廷頓才成為美國唯一同時吸引了現實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的政治思想家。

作為二戰后美國政治學的重要代表，亨廷頓身上最值得記取的，正是這種“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愛國者的思想立場。也正是這一思想立場使他成為切實理解現代美國的思想、性質、航向及其社會政治困境的理想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