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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臺灣主流民意”向來是一個被塑造的話題，根據各個利益集團的需求可大可小，隨時變幻風向。至于兩岸未來如何，恐怕也不是自稱掌握“臺灣主流民意”的民進黨所能主宰的。

在觀察者網2023“答案”年終秀上，軍事評論員施洋從對“臺灣主流民意”的剖析入手，指出了這個民意形成背后的歷史因素，并認為兩岸關系要健康發展，不能依賴于臺灣當局這樣的中間商，至于美國向臺灣兜售所謂的“不對稱作戰”，不過是想多賣一些過時武器罷了。

施洋：

2024年1月13日，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在一天之內快速地分出了勝負：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賴清德、蕭美琴組合得票558萬票，以所謂40%的得票率打破了過去20年里臺灣地區領導人政黨輪替的“8年魔咒”，擊敗國民黨和民眾黨的候選人，實現了民進黨在臺灣的繼續“執政”。

作為一個擁有2400萬人口，登記選民1900萬的省份，民進黨在本輪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的得票數既沒有占據人口的多數，也沒有達到選民的絕對多數，甚至連投票選民的簡單多數也沒有達到。按照臺灣地區的選舉制度，民進黨本輪得票數量雖然遠少于上屆選舉，但只要“比其他參選人多”，就不僅依舊能夠作為執政黨，還能大言不慚地宣稱自己的全部主張“代表臺灣主流民意”。

盡管作為“雙少數”的臺灣地區領導人，島內外都已預言賴清德在未來的任期中注定不會輕松；而因為在同期舉行的“民意代表”選舉中，國民黨獲得了超出往年的席位，實現了與民進黨的某種“勢均力敵”，從國民黨的視角看，這輪“選戰”打得也不算壞；至于首次參選就獲得近370萬票的民眾黨，在“民意代表”選舉中則成了能夠左右逢源的關鍵力量，在未來的政治活動中也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相比“各有所得”的選戰結果，本輪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的統獨或者說兩岸政策議題，雖然因為當下緊張的臺海局勢顯著上升，但在大陸民眾看來，無論是民進黨、國民黨還是民眾黨，給出的觀點都基本一致，那就是以各種形式拒絕兩岸走向統一，反對“一國兩制”。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有島內人士叫囂“臺灣主流民意反對統一”，大陸民眾中也會有類似“留島不留人”的不冷靜聲音。

這種所謂的“主流民意”顯然是臺灣當局長期塑造而來的，因為從兩蔣時期到現在，任何主張兩岸統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都不為本性反共的臺灣當局所容納，而反向的兩岸統一則在中國大陸壓倒性的軟硬實力面前，屬于某種“智力硬傷”根本站不住腳。在這樣的大前提下，“臺灣民意”對于“大陸政權”以及“中國”概念的感知與形成，則經歷了從日本殖民至今超過100年的漫長演變。

從1895年清政府割讓臺灣給日本到1945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被持續統治了50年。在這50年中，日本在經濟上對臺灣大肆掠奪，在政治和文化上則通過隔絕中國大陸的信息，以“皇民化教育”侵蝕臺灣的新一代人特別是原住民，一方面以“內地人”自居，對臺灣島上無論是漢族還是原住民一概以“本島人”的稱呼進行歧視性對待。這樣的情況下，反抗的臺灣人像霧社起義中的賽德克族被日本軍警殘殺；被“皇民化教育”的部分臺灣人則以大陸稱為“漢奸”的形式為日本軍國主義效力，甚至出現了“高砂義勇隊”這樣可憐的軍國主義炮灰；更多的人則懷著對中國大陸懵懂而真摯的愛生存下來。

面對臺灣光復，臺灣人民第一時刻是欣喜的，他們不僅自發地慶祝日本的投降，也自發地歡迎來到島上的“接收大員”。臺灣導演侯孝賢的作品《悲情城市》里有一段描繪日本投降后臺灣人民的絕妙片段：幾位主角在一起喝酒慶祝日本投降，聽到有人唱中國大陸歌曲，便提議“我們也來唱歌”，但因為長期的隔絕與文化壓制，他們一時間竟想不起適合的大陸歌曲，于是便一起唱起了描繪東北淪喪后難民逃亡悲慘遭遇的歌曲《松花江上》，這種強烈的矛盾之中，唯一不變的就是對中國的熱烈的愛。

但很快臺灣人就發現，自己千辛萬苦等來的“大陸政權”，竟然是國民黨這樣一支只顧搜刮民脂民膏、不顧臺灣百姓死活的反動勢力。在1949年以前，赴臺的大陸人以國民黨的各種所謂“接收大員”居多，而這一批“大陸人”給臺灣人留下的印象之壞，最終引發了“二二八”事件這樣的臺灣人民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以及國民黨對其的血腥鎮壓。

反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中，相當多的進步人士開始了解和加入左翼革命運動，其中的大部分又在臺灣島內從1950年代開始持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反動勢力屠戮殆盡，以致臺灣左翼運動的話語權為其他人士所竊取。另一部分人，比如前幾天剛剛病死的硬核“臺獨”早期運動人物，父親在“二二八”事變中被國民黨迫害致死的施明德，則得出一種“外省無好人”的樸素判斷，甚至在“二二八”事件出現過反抗群眾以“會不會說日語”來區分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諷刺景象。

至于國民黨敗退來臺之后，這種“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歧沒有彌合，反而進一步加劇：上百萬國民黨軍政機關人員和幾十萬敗退國軍以“外省人”的身份大量涌入，讓臺灣人口暴增30%。他們不僅占用了臺灣大量的城市空間，兩蔣政權也作為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延續，自然而然地把持了退據臺灣國民黨政權的高位，成為了臺灣實質上的“上層階級”。長期“戡亂戒嚴”和白色恐怖的社會環境，加上兩蔣時期長期只是將臺灣看做所謂“復興基地”，只將臺灣當做軍費稅收來源和大型軍事基地，將臺灣“本省人”當做兵員來源，沒有在實質上給予他們與“外省人”平等的政治地位，進一步敗壞了臺灣人民對“大陸政權”的印象。

與此同時，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已經淪為臺灣當局的國民黨政權，千方百計地向臺灣人民隱瞞中國大陸的現狀與發展成果，不遺余力地配合全球反共勢力，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進行肆意抹黑與妖魔化。這種反共宣傳與國民黨反動派作為另一個“大陸政權”的印象相疊加，讓臺灣大多數普通人對于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認識也缺乏好感。

上世紀末，隨著臺灣島內逐步開放與大陸的交流，加上臺灣經濟的發展與民主轉型，兩岸之間的確獲得了相當的交流，但一來最積極前往大陸的是那些早年背井離鄉遷居臺灣的“外省人”，臺灣“本省人”見識中國大陸的機會相對較少，二來當時的中國大陸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與臺灣有著不小的差距，雖然鄉愁給故鄉戴上了濾鏡，但中國大陸貧窮、落后的印象卻深深留在了他們心中。

加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蘇東劇變，一下子讓中國大陸作為全球最后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和臺灣眼里顯得不那么“牢靠”，憑著短期的經濟優越感和虛妄的“民主轉型正義”，當時臺灣很多人談論的統一是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當他們發現中國大陸迅速發展讓這種“統一”成無稽之談之后，就又把視野縮回了臺灣本島，將中國大陸政治、軍事、外交領域的反獨促統妖魔化為“文攻武嚇”，當做“大陸政權壞”的所謂證據，繼續憑對大陸的污名化扭曲報道和所謂的“民意”，宣揚“不戰、不和、不統、不獨”的維持現狀論，并用各自的政黨目標對這種本質加以粉飾包裝。這種“民意”到了中美關系緊張的今天，更為一批美國別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借此將臺灣拉入到中美對抗的大棋中，讓臺灣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