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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會公益資本配置給公益機構后，這些機構便需要成立自己的產權經營機構；第二，國有股權資本的委托要實現有效增長，離不開一個健康有效的產權經營行業；第三，國家年金資本在收購和招標經營年金資產時，也需要一個有效的產權經營市場。可見，培育和發展健康的產權經營行業是上述社會化改革戰略成功的關鍵。

可以設想，我國的產權經營行業的發展可能有三個起點。一是從原來投資控股型國企改造而產生的產權經營公司，有望率先成為本行業的規模化龍頭企業。

其次，從獲得國企股權配置的社會公益機構中，也會產生一批產權經營公司，比如“清華基金”，“北大基金”，“中科院基金”等，來管理運作自己的股權資本。

再次，近年來從創業風險投資中成長起來的本土創投公司，很容易把業務延伸到股權資本的整個領域，成為該行業的新興力量。關鍵是國家要盡早確立戰略遠景和行業政策，加快這個行業的發育和發展。

國企產權社會化改革效益的總體匡算

為了讓人們對我們提出的改革思路及其效益有一個數量概念，我們對大型國企產權改革的效益做了一個數量上的匡算。其中國企資產的數字根據的是我們的粗略估算，并不確切，但可以幫助我們形成一個大的概念。

社會公益資本：假設國資總值為20萬億元，以其中的30%以股權配置給社會公益機構，涉及產權價值6萬億；假設每家社會公益機構的平均受資水平為200億，則需要具備國有資產經營權資格的社會公益機構為300個；通盤假設這部分公共資產的年均收益為6～7%。

年度收益總額為3600至4200億。因此，若國家財政對這類機構的撥款相應減少，則可年度減支約4000億。

國有股權資本：另外30%，即6萬億轉為股權資本，委托給專業投資公司管理。若每家股權資本管理機構的平均管理額為300億元，則總體需要200家此類管理機構。假設這些股權資本的年均成長率與國民經濟同步略高為10%，則七年資本可翻一番。

國家年金資本：剩下的40%變現，形成8萬億貨幣資金，由此成立國家固定收入投資基金，用于收購和建設能夠產生固定收入的基礎設施類資產，再假設這些資產的年收益率為5%，則由此產生的年度固定收入為4000億。與此同時，這些資產本身也將隨著國民經濟發展而持續增值。

總括起來，20萬億的國有企業資產現在變成了三類不同形態的資本，其中6萬億的社會公益資本，6萬億的國有股權資本及8萬億的國家年金資本。與此同時，國家年度財政支出可減少4000億，年度收入增加4000億，兩者合計等于財政增收8000億，以2006年國家財政收入39300億來計算，這將達到國家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另外，6萬億國有股權資本和8萬億國家年金資本還將與國民經濟同步增長。

從國企產權轉型到建設現代國家財富管理體系

上述分析已經表明，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不僅涉及企業這個層面，更是牽動國家財富管理的全局。事實上，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我們不僅要通過國企產權改革建立起一個社會共享的產權體系，而且要以此為契機，創造出一個中國特色的國家財富管理體系，或曰國家理財體系。

這個問題涉及面廣，意義重大，值得專題討論。此處只做初步勾勒，以為深入研究的起點。

我國國家財富的潛在價值規模之大，史無前例

本文討論的國企產權的財富價值，已然規模龐大。但是，相對于我國可以實現的巨大潛在財富而言，又可能只是一個小部分。這些潛在的財富，包括土地、房產、資源及市場準入權等，它們的價值與經濟發展的水平，特別是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水平成正比。

不難想見，我國現在正在親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正在和將在短短的數十年內使幾億人口由農轉工、離鄉進城，由此引發的對住房交通、科教文衛、休閑娛樂等的建設需求是何其巨大，不啻于再造一個城市中國！由此導致的土地“原始增值”，將會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天文數字。

西方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發展，由于走的是先私有化和市場化、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此種土地的原始增值基本上被私人獨占。與此相反，中國的改革發展堅持了先工業化和城市化、再市場化和產權多元化的道路，這種土地等資源的原始增值主要歸國家和社會所有。這是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帶給我們的巨額“紅利”！也是中華民族的幸運！這筆天文數字的潛在國家財富對中華民族今后長遠發展的影響，無論怎樣估計都不為過。

上述潛在國家財富的現實化，將為中國建成資產型公共政策體系，超越西方收入型的混合經濟模式，提供強大的物質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將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持久永續的經濟基礎。

針對傳統市場經濟的弊端，西方發達國家建立了以宏觀政策和收入再分配為基本補充手段的混合經濟。實踐表明，在缺乏有效公共財富支持的情況下，混合經濟陷入了難以擺脫的困境。

收入再分配雖可緩解貧富差距，卻導致諸如福利依賴、激勵降低、稅負高企等弊端；宏觀政策雖有刺激需求的一時之功，但又容易導致工資剛性和所謂的滯脹。

可以設想，由于有了巨大國家財富的長期支持，我國政府就可以擁有強大的資產性政策工具，從而可以減少對單純收入分配型政策的依賴，并有可能在實現社會公平和平等的同時，保證社會的活力和效率；在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的同時，保證物價穩定和可持續經濟增長。

因此，創建新型的國家財富管理體系，有效管理和使用這筆天文數字的社會財富，對中國建成超越西方混合經濟體系的一種新型經濟模式，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極其重大和長遠的戰略意義。

建立國家財富管理體系要超越現行的公共財政框架

顯而易見，上述國家財富管理體系的問題，比現行的公共財政概念遠為深刻和寬廣。現行公共財政的基本內容是稅收收入和預算支出，主要議題是收入和支出的規模、結構、流程及相關規則等。

而本文所說的國家財富管理，針對的是國有財富的運行和增值，主要議題則是資產和負債的管理。如何把管理收支的公共財政框架擴展，以整合資產負債管理的維度，創新形成中國特色的國家理財體系，不但是一個具有挑戰意義的理論任務，更是一個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實踐課題。

中國正面臨著一個數百年難逢的發展機遇，如何把握機遇，取決于我們現在的選擇，并進而影響今后幾十年我們中華民族的發展走向。珍惜這個機遇，選擇國企產權社會化的改革戰略，我們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團結和凝聚全社會的力量，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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