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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習也存在市場失靈，那么市場失靈就會迅速滲透到經濟中。它們具有很強的滲透性，為了修正這些問題，就需要更普遍而廣泛的政府干預。

在我們動態經濟里，許多進步都來自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如果沒有政府支持，創新的速度，即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會大為降低。而且，許多私有企業的進步也受到法律框架的引導，包括政府對知識產權的管理。

左右兩派都批評法律框架還遠沒有達到理想的狀態，一些人認為對產權的保護不足阻礙了創新的發展；另一些人則認為創新過程受阻是因為知識專利制度不完善；更多人則認為知識產權只是增加了醫藥行業的利潤，而沒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管針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如何，大家都一致認為，公共政策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政府有責任創建學習型社會。如果我們要弄清楚這些責任的內容，以及這些責任該如何更好地實現，我們就必須去研究為何市場本身沒有“起作用”，以及在我們社會中創新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因此，這里我們改變了對政府干預市場意愿的推測：我們推測，市場存在失靈，并推測政府會傾向于采取行動以修正市場失靈。

本書嘗試研究“學習型社會”的經濟學相關問題，尤其關注政府如何通過創建或強化一個學習型社會來促進經濟的增長。本書提出了一些簡單的模型，很好地區分出了學習的溢出效應，還產生了一些完全不同于傳統上關注加強資源配置有效性問題的標準政策建議。

這并不僅僅是為了凸顯靜態經典經濟政策——該理論認為靜態配置效率和生產率的提升主要來自資源積累（生產資料、人力和科技資本）——和創建動態學習環境經濟政策的差別，我們的擔憂是，部分經典政策建議雖然出于好意，但實際上會導致社會進步速度的放緩，并損害長期社會福利水平。

為了提高經濟的靜態效率，學習過程有可能受到阻礙。我們的研究支持很多被固守新古典模型的經濟學家所反對的政策，還提出了能夠有助于建立一個更為動態的學習型經濟的新措施。

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的工作與熊彼特（1943 ）認為的類似，當時他批評傳統經濟學家過度強調了競爭的作用，不過，雖然熊彼特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是正確的，他卻從來沒有提出一個連貫一致的分析標準或實證理論，結果他的某些觀點出現了錯誤。

例如，我們將看到他過度樂觀地估計“熊彼特競爭”對保持動態經濟發展的潛力，也對（暫時）壟斷的優點過于樂觀了。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政策再評估是尤為重要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不僅僅在于資源差異，也在于知識水平的差異。發展政策的核心關注點應該是縮小差距，這就意味著發展中國家要強化學習。

任何阻礙學習的政策，包括限制產業政策的政策，長期看都會降低社會福利水平。圖為中國深圳一處產業園

例如，現代產業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去發展具有更大學習能力和對其他產業有更多溢出效應的特定產業和技術。（產業政策最初的目標是支持工業部門，今天這一名詞的使用更為廣泛，包含了一整套政策用以鼓勵特定產業或技術，因此促進農業部門、研究部門和服務部門發展的政策也被納入了產業政策中。）[15]

任何阻礙學習的政策，包括想要限制產業政策的政策，長期來看都會降低社會福利水平。[16]

許多傳統發展政策的觀點和立場都是錯誤的，“華盛頓共識”就是一個例子，精心設計的貿易限制、補貼和匯率干預雖然被“華盛頓共識”政策所擯棄，卻能在促進學習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們還認為，通過貿易和投資協議取消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本地限制的政策，可能會阻礙學習。

與更為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相比，我們和它們顯著的差異之一在于對制度的觀點有所區別。許多標準文獻都強調了制度在保護產權中的作用，隨著知識變得越來越重要，知識產權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視。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著更為宏觀的視角，我們認為，知識產權是激勵創新的制度之一，但還有其他制度與知識產權相比對激勵創新有著同等或更為重要的作用。

我們要問：什么樣的制度能夠促進學習型社會的形成？我們還認為，知識產權制度應該是明顯不同于《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規定的制度。實際上，設計得不好的“強大的”知識產權制度反而會阻礙學習和創新。

設計得不好的“強大的”知識產權制度，反而會阻礙學習和創新。圖為長得幾乎一樣的小黃人

通過我們的研究方法給出的許多政策建議都與“華盛頓共識”相反：我們反對雙邊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金融服務協定中簽署的金融市場自由化決議。我們會解釋為何貿易和資本市場自由化經常無法按照我們所希望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并且會建議該如何從學習的角度出發調整這些政策。

本書大部分內容都在討論如何更好地促進學習，包括如何最優平衡快速學習帶來的動態收益和政府干預帶來的短期（靜態）成本，以及如何最好地設計政府干預措施。大部分關于政府干預的討論都集中在政治經濟學關注的范圍內。這些內容不應該，也不能被忽略。我們認為，應該更多地討論政府干預的形式，而非是否應該進行政府干預。

重新定義比較優勢理論

或許本書與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最重要區別就是，我們認為，對新興的弱小經濟體應予以保護。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顛覆一個國家的表面比較優勢和施加提高工業化水平的貿易保護措施來實現。不過本書也對于如何定義比較優勢這個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由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17 ）基于知識是可完全公開獲得的理念，關注相對要素稟賦。葡萄牙出口葡萄酒，是因為那里的氣候條件適合發展葡萄酒業。具有大量無經驗勞動力的國家則出口無須經驗的勞動密集型商品。

克魯格曼（1979 ）基于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產品差異化模型的研究清楚地提出，除了要素稟賦外，還有別的因素會起作用。他觀察到，現在大部分的國際貿易都發生在具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的國家之間，并且這些國家經常會交易相似的產品。

德國向美國出口汽車，美國也向德國和其他國家出口汽車。但是，克魯格曼– 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模型無法解釋為何德國會出口那些特定的汽車類型。這里存在多種均衡：美國本可以出口德國現在出口的那些汽車，德國也同樣本可以出口美國現在出口的那些汽車。

我們的分析表明，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模式并不是隨機產生的，而是與更基礎的稟賦有關，即知識和學習能力的狀態。

賈斯汀?林（即林毅夫，觀察者網注。2012 ）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產業政策，第一種產業政策反對比較優勢，他認為這種政策很可能是不成功的；第二種產業政策則順應比較優勢，這可能是成功發展的重要因素。

林毅夫：后發國家的產業要順應比較優勢，才可能實現經濟增長。圖為7月6日，林毅夫接受觀察者網專訪。

要理解這兩種產業政策的區別，關鍵問題是：一個國家的稟賦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這等同于去詢問，當今影響一個國家經濟水平的相關變量都有哪些？什么是一個國家稟賦被比較的“生態？即，什么是其他國家的相關稟賦？

傳統觀點認為，真正重要的不是靜態比較優勢，而是動態比較優勢。韓國在其經濟轉型初期并沒有生產半導體的比較優勢，它的靜態比較優勢是生產大米。如果韓國依照其靜態比較優勢去發展（正如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建議的），那么它可能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種植國之一，但仍陷于貧困中。

但是，一個國家的動態比較優勢是內生的，是它自己行為的結果，這看起來是一個循環。今天，核心問題是，一個國家究竟應該怎么做，才能建立起動態比較優勢？

要清楚地了解一個國家的靜態比較優勢是很困難的，而掌握它的動態比較優勢則更難。我們注意到，標準的比較優勢關注要素稟賦（資本勞動比）。可是，資本是流動的，資本稟賦甚至在去了解靜態比較優勢的過程中都起不到什么作用。

然而，資本，或者更準確地說，影響收益和資本使用效率所需各種要素的知識，以及使特定企業有效地組織各種投入進行生產和銷售的知識，并不會完美地跨國界流轉。這意味著，國家J 的居民在國家I 投資所需要的回報可能要比在自己國家的投資回報更高。在現實中，資本遠遠不會完美地流動。

從不同程度上來說，決定比較優勢的“狀態”變量往往是那些不動的“因素”，包括知識、勞動力和制度。

但是，跨國公司可以使知識跨國界流轉，高級技術人才也可以搬家。移民已經導致了無經驗勞動力的大遷移，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這還不足以顯著地改變移民遷出國與遷入國的稟賦。

有時候，規章制度甚至也可以有效地跨國轉移，只要合同雙方認同在倫敦以英國法律裁決爭議即可。每個國家都存在著大量的每個人都心照不宣的隱形知識，比如，個體和機構之間如何互動，影響經濟運行的行為標準，以及從我們的角度來說，人們如何（及是否）學習。

這些隱形知識并不會輕易進行跨國轉移。（確實，如我們之后所討論的，知識在企業之間和企業內部的移動都甚為不易。知識的流動具有天然的壁壘，比如市場參與各方行動的不同動機都會阻礙知識的流動。）

就我們的觀點而言，最重要的“稟賦”是一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受到這個社會的知識存量、關于學習的知識、關于其自身學習能力知識的影響）。

本書認為，一個國家在制定政策時，要使政策能夠利用其在知識和學習能力（包括與其競爭者相比，學習以及學會學習的能力）方面的比較優勢，并且不斷提高這些能力。如果一個國家擁有了學習如何制作電腦芯片的能力，但假設這個國家的學習能力低于其他國家，那么這個國家還是會在國際競賽中落后，所以每個國家都需要有效地決定它要學習的內容。

受益于專業化，學習的本質是非凸的。如果一個國家決定學習生產芯片，那么它可能就學不了某些其他的東西。非常相關的技術之間很可能具有溢出效應，比如納米技術。傳統的產品生產領域之間可能會少有溢出效應，但是它們可能會存在生產技術上的相似性（比如即時生產理念和生產流水線作業）。

因此，比較優勢的演化可能很難預測。

標準經濟分析可以為一個國家提供指導，確定它當前（靜態）的比較優勢（例如，在當前的技術條件下，對于一個擁有充足無經驗勞動力的國家來說，它的比較優勢就是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是按照它的動態學習能力來確定比較優勢就要困難得多。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額外增加的困難是因為在確定這個比較優勢之前，還需要判斷其他國家有哪些動態比較優勢，以及其他國家是否愿意增加資源投入來強化的那些優勢。不管美國、日本或韓國是否已經具有芯片生產的動態比較優勢，一旦韓國在學習特定種類的芯片生產方面追加足夠投資，其他國家想要取代韓國的領先地位就會變得十分困難。

在芯片生產方面，其他國家如果想奪回動態比較優勢，就必須取得跨越式的發展，而且最終是否能成功，不僅依賴于這個國家的能力和投資以增強這種能力的意愿，也依賴于韓國對于這些競爭威脅的反應。18

觀察具有相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其他國家在過去的做法，或者人均收入水平稍高的國家現在的做法（如林提出的）可能會對識別動態比較優勢有所幫助，但程度也十分有限。今天的世界（基于全球化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以及技術）與過去已經完全不同了。

即使與最近一段時間相比，今天的紡織業競爭也需要不同的技術和知識。一個想要進入市場的落后國家可能（也有可能不能）會取代當前在一些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這個國家可能（也有可能不能）嘗試在一些其他領域建立比較優勢，這在過去是很難的。

總之，學習的理論重新定義了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這樣就使得制定發展策略變得更為復雜，但也更有趣。

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并不能簡單模仿之前的發展模式，這一點現在已經非常明確了。那些在20 世紀早期和中期學習美國和德國在19 世紀成功的重工業發展戰略的國家都失敗了。

盲目追隨東亞出口導向戰略的非洲國家會發現，即使采用相同的發展戰略，實際效果卻要比東亞國家在20 世紀70 年代取得的成就要弱得多。

發展經濟學家可能會高度贊揚東亞的出口導向增長戰略，但本質上，導致這些國家成功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口總量的增加，而是它們出口某些具有獨特高學習水平特征的產品，所以其他追求出口導向增長戰略但只出口并不具有這種學習優勢的商品的國家就會很難成功。

我們強調，學習理論將重新定義基本概念，比如比較優勢、政策和經濟發展策略，學習理論也將重新審視其他長期存在的觀念。我們的理論質疑總生產函數概念的有用性，特別是質疑（一個國家內部）所有的企業擁有相同的知識，并具有相同的將投入轉變為產出的能力的假設。

在第二章，我們將重新思考生產可能計劃的概念；在第四章，我們將思考羅納德?科斯在75 年前提出的問題：企業的邊界在哪里？企業內部包含哪些活動？哪些商品及服務需要從市場中購買？

本文為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爾德的中文版新書《增長的方法》（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第一章，中信出版社賜稿。小標題及斷句有改動。讀者如需要附注，可翻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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