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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的概念也經常被用于公共衛生領域。例如：

——疫苗接種：正面外部性。個人的疫苗接種有助于推進針對一個病毒的群體免疫，打的人越多，社會針對這個病毒的免疫體系就越牢固。所以，疫苗接種是有“正面外部性”的。

——濫用抗生素：負面外部性。個人在過度使用或不正確使用抗生素的時候，會增加細菌對抗生素的耐藥性，最終可能催生新的耐藥機制，促成能夠抵御抗生素的超級細菌，降低全社會對細菌感染的應對能力。這是對公共衛生的巨大威脅。

現在，讓我們看看COVID-19的案例。

在沒有嚴格防疫機制的約束及保護下（即所謂的“躺平”或“共存”模式里），一個年輕人自由活動，但未做嚴格的自我保護（例如未佩戴口罩，未勤洗手等），結果不慎感染了COVID-19病毒。而因為能夠自由的行動，他是獲得了一些便利和好處的，例如可以參加各種活動；例如不用太操心惦記戴口罩的事。由于他年輕，感染之后也沒有什么特別的癥狀，很快就自我康復，最終沒有代價。但過程中，他卻將病毒直接或間接傳染給了許多其他人。這些人里面，有些是年紀較大的，有些有基礎病。他們中有的嚴重至住院，費了很大勁才康復，過程中影響了工作，耽誤了重大社交活動（例如沒能參加一場婚禮）,甚至自己還落下一點后遺癥（long Covid）。同時，因為本地疫情爆發，在局部地方（例如本地診所或醫院）還一時造成了一定的醫療資源緊張和擠兌，醫院和醫護疲于應對——使得一些非Covid的病人也沒能得到及時的診斷與治療。對這些人因Covid或非Covid導致的健康傷害，對經濟、社會、生活的損失，都屬于“負面外部性”。

當負面外部性足夠大的時候，這位年輕人自己也可能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影響。

由于COVID-19“專注”老人及基礎病患者的特性，使得一般個體感染者面臨的健康風險與公共衛生風險之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對等，也就使得COVID-19/SARS-COV-2是一個具有極大的負面外部性的病毒。

負面外部性，可以從幾個維度考慮。

（請注意，以下所說的“嚴格防疫”，指的是嚴格意義的精準防控，在疫情初期即阻隔病毒傳播，實現動態清零，而不是導致大規模的靜態管理或“封城”——也即2020年以來中國大多數城市大多數時段實現的效果）。

1、基礎健康條件：不同身體條件的個人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排除年紀的影響，在同一年齡段里，COVID-19的危害主要指向身體基礎情況差、免疫力弱的特殊人群。對于身體基礎條件比較好的人群來說，COVID-19是可以“對付”的，與其“共存”大抵也沒有關系。但對身體弱、有基礎病的人來說，COVID-19會帶來極大風險，甚至有可能致命。身體條件好的人感染了COVID-19，如傳播至身體條件差的人，導致后者患病，就是一種巨大的負面外部性。因此，這兩個群體對COVID-19的看法會相差極遠：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有基礎病的人更愿意看到政府堅持嚴格防疫，而身體條件好的人對嚴格防疫的訴求相對會更低，甚至可能接受乃至倡導“共存”

2、年齡：不同年齡段之間的巨大差異。COVID-19的危險性主要指向老人——從武漢時期的病毒，到現在的Omicron變種，在針對老人這一條上基本是無差別的。這與流感就有比較大的不同，流感對不同年齡段的打擊相對來說更加“均勻”。所以，年輕人是不那么怕傳染的，年輕人到處活動，感染了疫病，可能挺一挺就過去了，但如果傳播給老人，致其重癥，甚至死亡，或持久影響健康，那就構成了巨大的負面外部性。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老人更愿意看到政府堅持嚴格防疫，而能夠夠接受甚至倡導“共存”的，更有可能是年輕人。也由于COVID-19的這種“老年病”特性，使得一個社會對防疫的態度也會受其對長者賦予的價值所影響

3、收入與階層：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巨大差異。受過更好教育、有更好的衛生條件，享有更好醫療資源的人群，即便染病，估計也可安然度過。但那些達不到一定收入條件，缺乏很好的教育及衛生，無法享有最好的醫療資源的人，可能因為感染COVID-19面臨更大的健康風險。這在階層分化的美國極為明顯：因COVID-19及過世的多為少數族裔及經濟弱勢群體。因此，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愿意接受甚至倡導“共存”的，更有可能是收入水平更高、能夠獲得較好醫療資源的富足者。此外，這些富足階層人士的工作、生活、學習、消費、娛樂與海外也有更多的聯系，他們有更加強烈的國際通行需求，出于自身經驗、利益、訴求的考慮，更有可能樂見放開

4、行業與工種：不同工作類型人口之間的差異。在疫情出現時，在辦公室工作的白領多可通過遠程辦公的方式一定程度的解決短期工作需要。這既減少了感染的概率，也不致影響工作及收入。然而，對于藍領——特別是從事有社會面接觸（如服務業）的藍領就不同了：他們的工作性質就是每天都要接觸人群，感染的概率大大上升。又由于他們收入條件及獲得醫療資源的限制（這與上一條“收入與階層”的機制是一樣的），使得他們成為更加弱勢、更加不利的群體。因此，其他條件相等下（特別是排除年齡因素），社會上能夠接受甚至倡導“共存”的，更有可能是辦公室工作的白領、金領。而藍領們礙于生計，有可能也會希望放開。勞動人民為了工作與生計是愿意冒險的。但一旦真的放開了，健康風險與代價會不成比例地落在藍領身上。而高收入的白領自由生活，感染了COVID-19，傳播給了藍領，就會構成對后者的負面外部性。

5、區域：不同地區之間的差別。中國的現狀是：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基礎設施條件有很大差別。超一線大城市（如中國內地的北上廣深）的經濟更加發達，居民平均收入更高，自助能力強，同時衛生條件及醫療基礎設施更健全，公共服務能力更強，因此，“耐受”COVID-19的能力也越強。這和相對落后地區有極大的差別，甚至可能是天壤之別。這也使得，在其他條件相對的情況下，社會上愿意接受甚至倡導“共存”的，更有可能來自于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超一線城市。經濟發達城市爆發了COVID-19，哪怕全民感染率很高，都有可能扛過去；但對于經濟和資源落后地區，可能就不能簡單地用“負面外部性”這樣缺乏溫度的概念去形容——傳染病可能會帶來巨大的公共衛生災害以及不可估量的次生災害。